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丧失了明治维新后所取得的全部扩张果实，工业基础也被摧毁大半。
当时的苏联仍然是世界级大国，而日本是苏联打通远东地区，通往太平洋的战略通道。虽然美国对扶持日本工业并没有太大兴趣，但为了能够更好的牵制苏联，美国决定加强对日本的控制，同时给予日本大量技术和经济上的扶持。
战败后的日本并没有太多选择，在苏联和美国中，日本选择了亲美。于是日美同盟就诞生了。
1947年，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与同事约翰·巴丁（John Bardeen）、沃尔特·布兰坦（Walter Brattain）发明了“点接晶体管放大器”（Point-Contact Transistor Amplifier），也就是引发了一场电子工业革命的“晶体管”，引领了全球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方向。
1950年，当时的肖克利仍然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结型晶体管正式研制成功。
1952年，东通工（SONY的前身）创始人——盛田绍夫，看中了贝尔实验室的晶体管技术。亲自前往美国，使用了2.5万美金买下了当时还不受重视的晶体管技术专利。
1955年，东通工使用晶体管技术制造出了日本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TR55。这款产品也在日本半导体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单打独斗的美国硅谷。
同年，充满野心的肖克利回到老家圣克拉拉谷硅谷)，创办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此后，硅谷便成为了美国的半导体中心。
日本人口增长大潮带来的人口红利加上美国的技术扶持，使得日本高科技行业迅猛发展。我们所熟知的东芝、三菱、松下、索尼、NEC、夏普等企业，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建立起来的。
虽然美国知道日本正在国际市场上突飞猛进，但是他们认为晶体管技术只是过渡的技术，所以并不十分在意，继续向日本提供技术支持和专利售卖。
1958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芯片之父”——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集成电路IC芯片，改进了人类的历史进程。
1960年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rton Noyce）团队发明了集成电路，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电子器件集成电路的发明者之一 。
集成电路技术的诞生也代表着美国的技术领先日本一个时代。
1962-1963年，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NEC）获得了仙童半导体公司的技术授权，获得了集成电路的批量制造工艺 。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NEC又将相关技术分享给了三菱等日本公司，使得日本芯片行业正式起航。
官产学研合作是重大科技研发领域的一种组织模式，该模式中，研究所和大学负责技术攻关，相关企业负责研发和市场应用。其中，日本通产省组织实施的VLSI研发项目是构建官产学研合作的典型代表。
日本政府知道，如果让这些独立的企业自己慢慢发展，想要接近甚至是超越美国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由日本政府出资320亿日元，企业筹集400亿元，联合日立、NEC、富士通、三菱、东芝五大企业，共同设立国家性科研机构——“VLSI技术研究所”。
集中力量办大事，所有参与该项目的企业都能共享所有研发成果，日本企业的效率直线上升。
4年后，日本取得了超过1000件技术专利，一座座晶圆厂拔地而起。芯片制作需要光刻机，原本日本需要向荷兰的ASML公司进口光刻机，现在日本的佳能（Canon）、尼康（Nikon）都能自己制作了。
1980年，美国的噩梦开始了。
80年代初，日本攻下了全球30%的DRAM存储芯片市场 ，80年代末，日本攻下了55%的市场，远远超过美国的企业。由于日本半导体企业采用了售价永远比对方低10%的战略，和大量生产DRAM储存芯片的过饱和供应策略，使得4K DRAM存储芯片的价格从100美元暴跌到5美元，跌幅达到90%以上。
很快，美国半导体企业撑不住了。
1981年，美国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利润下降超过60%。
1986年，是英特尔（intel）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净亏损1.73亿美元，裁员超过7000人，也是有史以来英特尔唯一亏损的一年。如果不是IBM出手相助，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英特尔了。
于是，日本半导体企业在世界上取得了TOP1的绝对优势。日本富士通甚至打算收购仙童半导体公司80%的股份。而仙童半导体公司，是硅谷的“西点军校”，为硅谷产生了成千上万的人才，为硅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没有开心多久，美国出手了。
硅谷之父、集成电路之父、仙童半导体公司和英特尔创始人——Robert Norton Noyce
以罗伯特·诺伊斯为代表，美国硅谷剩余芯片企业决定建立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以应对日本企业的竞争。
SIA经过几年游说，获得了：将资本所得税税率从49%降低至28%，推动养老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成果，但是仍然没有获得政府的关键支持。
1985年6月，SIA决定通过舆论造势，引起美国社会关注，用了一个今天我们仍然能看见的大招——状告日本芯片企业的发展，将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看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熟悉呢？
同年，美国政府终于出手了，美国对日本开启了自己最拿手的——贸易战争。
请注意，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芯片战争。
1982年，美国FBI特工伪装成IBM工程师钓鱼执法，也就是“IBM间谍案”，同时也被称为“20世纪最大产业间谍事件” 。
1981年11月，林贤治奉日立公司指派来到美国。在佩利的牵线搭桥下，他认识了“格兰马尔咨询公司”总裁哈里逊。有一天，当林贤治表示想聘用IBM公司即将退休的高级经理时，哈里逊乘机推荐了卡拉汉。此后，哈里逊和卡拉汉同林贤治频频接触，并很快成了“好朋友”，几乎到了推心置腹的地步。当感觉时机成熟后，林贤治便向两位美国“朋友”摊牌，请求他们设法提供IBM公司最新产品的情报和资料，并许以重金。眼看自己的计谋成功，老谋深算的哈里逊又一再故弄玄虚，在酬金问题上漫天要价，直到林贤治答应给52.5万美元时才答应成交。
林贤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一言一行都在美国人掌握之中。为了取得足够的证据，FBI对林贤治和哈里逊的每次接头和谈话都进行了录音监控。
1982年6月22日，林贤治兴冲冲地带着电脑软件专家大西勇夫，赶到“格兰马尔咨询公司”取货。不料，几个陌生的彪形大汉突然闯了进来，两人还没反应过来，双手就被紧紧铐住。
就在同一天，日本三菱公司的工程师木村也糊里糊涂地落入了FBI的圈套，当他带着窃取的IBM公司一份高级技术资料准备回国时，在旧金山国际机场束手就擒。
这起经济间谍事件曝光后，很快就登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产业间谍事件”。针对日本公司的窃密行为，美国舆论惊呼，日本工业间谍对美国“硅谷”的冲击不亚于40年前对珍珠港的偷袭，因此称之为“新珍珠港事件”。
此次事件后日本计算机行业元气大伤，日立、三菱接受美国派人入驻企业，进行商业督查。
▲美国动用法律手段，在日本逮捕了东芝半导体两位高管
▲美国议员砸东芝收音机
1986年初，美国裁定日本DRAM储存芯片存在倾销的行为，对日本征收100%反倾销税。
1986年末，日美签订《日美半导体协定》。
协议一、要求日本打开半导体市场，美国半导体在日本的市场份额必须达到20%以上。
协议二、严禁日本半导体以低价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市场倾销，售价需要通过美国核算成本才可定价出售。
协议三、禁止日本富士通收购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
除此之外，美国根据《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1301-1310节的全部内容，对日本开启多次“301调查”。其主要含义是保护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利，对其他被认为贸易做法“不合理”、“不公平”的国家进行报复。
在美国与日本的第一次“芯片战争”中，美国还开启了两个第一。
分别是：第一次对盟友的经济利益进行全球打击；第一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将贸易争端升级到国家政治层面。
经历了美国一系列的制裁后，日本的半导体行业在90年代初放缓了增长速度，出现了排名下滑。美国英特尔、摩托罗拉等公司顺势发展，逐渐崛起。
虽然日本企业受到了严重制约，但是前期积累的优势仍然十分可观，美国此时仍未取得领先优势。
90年代初，真正打倒日本半导体企业的公司，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
Part1：《40年前的芯片战争，日本企业是如何输给美国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