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洋洋
来源：第一财经YiMagazine
除了阿里巴巴内部存在的割裂，外部社会对这家公司的观感也同样存在割裂。
淘鲜达业务线员工王成文（花名曲一）涉嫌性侵女下属的公司丑闻在8月7日登上微博热搜后，对于阿里巴巴的舆论声讨迅速膨胀。
声讨的出发点，是公众对男上司恶意灌酒猥亵女员工这一恶劣行为而产生的愤怒，继而是阿里在回应受害人诉求过程中的冷漠，及其广泛流传的“破冰文化”。
再后来，这股谴责的洪流吞没了阿里巴巴的任何回应——从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张勇表示的“震惊”，到之后处理公告中没有将王成文的行为定义为“性侵”而是表述成“过度亲密行为”，再到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在内网表态“对此事以及处理过程中是否存在问题做Review”——“Review”一词的用法，被认为又一次佐证了互联网公司沟通语境中典型的“不说人话”。
事发后，受害女员工自下往上沟通过的公司管理层，从事业部多级主管到负责员工思想工作的“政委”（HRG）都没有维护她开除王成文的诉求，各方给出的反馈几乎一致——开除不了这个人。王成文的直属领导甘启梁（阿甘）的反应里包括了“都是业务性质的问题，我早就知道要出问题”“女生不适合这个工作”等说法。807事件在公司内外均造成极坏影响后，阿里成立了独立调查组，该专案组的负责人——阿里巴巴人力资源部副总裁蒋芳曾在8月7日评论回复这位女员工发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系统性的冷漠以及公司内部展现出的匪夷所思的价值观是阿里巴巴此次所犯最大的错误。
公众识别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隐藏的“习以为常”——这种心态也深潜于某种更广大的“沉默”里。事实上，在阿里巴巴内部，除了高层的“震惊”和那个6000人自助小组所代表的一线员工的“愤怒”，处在中间的庞大的阿里巴巴中层多是沉默的。科技媒体36氪在8月10日的采访报道中亦指出了这种内部割裂——而在阿里巴巴之外，国内几乎所有一线市场销售的从业者则对生意往来与“酒桌文化”的联系心照不宣。
回看事件本身，陪酒、灌酒、不尊重甚至涉嫌性侵女性——桩桩恶劣，在中国职场文化中已是痼疾。“以消灭自尊为前提来解放天性、建立互信”是很多公司在做企业文化建设时常用的手段；女性在职场中遭遇性骚扰的机率更是已无“新闻”可言。
2016年中国青年报社针对2000名职场女性展开的一项调查揭示了情形之恶劣：“31.0%的受访职场女性表示曾遭受职场性骚扰。肢体上的故意碰触（58.5%）、口头电话或信件等挑逗性暗示（53.6%）、上级胁迫（51.8%）是最常见的职场性骚扰行为。
对恶习的习以为常，不仅代表着世俗意义上的默认与麻木，更进一步还会养成阻碍社会进步的固化思维——这一切发生在一家知名大公司，是更大的恶。不过，当由此产生的愤怒超出了普通人的共情程度，愤怒本身便又值得思考——无论是张勇本人的“震惊”、阿里巴巴内部数千名员工声称的“彻夜难眠”，还是公众不断转移主题的愤怒。
愤怒的舆论表明公众对接受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犯错的情绪阈值更低。作为国内众多新经济公司学习模仿的对象，它被公众以最高标准来审视也是理所应当。
拥有25万名员工、一年创造出5000亿元的营收、现有市值高达3.4万亿元的阿里巴巴，是当下中国最光鲜的企业之一。这份光环之下，只有通过构建和营销其高于社会要求的企业文化、品牌价值观，从而自下而上地推动供应链合作伙伴、顾客直至更大规模的商业文明以及社会文化的进步，才是与这个位置上的现代公司相匹配的社会负责。
当阿里员工带着这份履历背景加入创业公司，阿里在团队管理和价值观体系建设上的方法论也在不断对外输出。阿里早年B2B业务曾创造销售奇迹的“中供铁军”曾被称为人才输出学院。很多初创公司都尝试效仿阿里，想要建立起既拥有员工视角又懂业务的“政委”制度，但鲜有成功案例。
然而作为1990年代末就诞生的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本身并没有成长到那个可以在种种管理细节上做到“以人为本”的更高阶段。
在淘宝和天猫两项电商业务上建立优势后，阿里巴巴在很多新领域都仍然疲于奔命。从云计算到本地生活，再到新零售、社区团购，过去10年来，互联网领域大大小小有过多少个风口，这家公司就有过多少轮从快速组建团队到失败后就地解散的循环往复。这种“大干快上”背后的增长焦虑，和业内晚于它十多年才出现的新兴公司——字节跳动、滴滴、拼多多，没什么两样。所以阿里到目前仍然是一个管理粗放、业绩导向型的公司。
这种时候，放大了的愤怒有其正面外部效应。从结果上，将悲剧的归因放大，不仅放大为阿里巴巴的系统性问题，也放大到中国职场、社会的女性困境，可以警示其他中国公司开始更尊重、关心女性权益，起码更积极地对性骚扰、性侵说不。
但这超乎寻常的愤怒揭示出的另一点，是舆论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这迫使公众在割裂的视角下解读一家公司。
8月9日，人民阅读开设的新媒体账号“踏浪青年”评论了阿里事件，称“更要把资本关进笼子里”……“不要妄想韩国财阀一样操控一切，这里是中国”。尽管事后网信办对外明确定义了央媒阵营，但上述评论观点已随舆论扩散发酵。
阿里内部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社会舆论压力对于公司发展命运所造成的巨大不确定性，其实是在去年下半年。社会对企业家的主流评价已不再是新价值的创造者，相反，这个群体开始被认为是资本家。从企业家到资本家，没有一家公司为应对这样的舆论转向做好准备。
不过，对于舆论的转变，这些过去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今天的“资本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守成和短视：沉迷于资本游戏，围绕消费互联网创造的巨额流量赚快钱，却长期轻视了对重大创新的投入。
这些公司的核心技术——互联网应用技术本身早就不再属于“高科技”。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之一，互联网技术的诞生是一次性的，之后所有的创新和生意，都来自对这项技术的应用，而非创新。与之相比，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集成电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形成，并不断取得突破，但投资和开发这些技术的研究机构和公司主要来自美国硅谷，中国的研究机构和互联网时代的明星公司尚未能在这一领域跻身一流行列。
旧战争没有结束，新战争投入不足，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公司都处在这种窘境中。一旦技术不再进步，经济没有增长，下行周期就会到来，分配的道德就会取代对冒险的推崇，成为新的主流文化。阿里巴巴只是在为它所在的行业未能承担起来的社会责任买单——创新也是这种责任的一部分。
而回到引发这场公众愤怒的源头——十多天前发生于济南的性侵事件，接到受害者报案的警方目前尚未公布最终的调查结论。最新的相关进展停留在8月11日，性侵涉事酒店所属的亚朵集团发布声明称，“经反复确认，前台工作人员是在得到该女士确认的情况下，按照同住手续给该男士办理的房卡，并做了身份登记和公安信息上传。”这一声明仍语焉不详，且与受害者本人的自述内容存在冲突。
对一桩丑闻基于事实层面的公正判定，既不能由企业或个人先于国家司法机构来做结论，更不应该受制于舆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