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无知带来恐惧的话，那么知识常常会为我们带来行动的勇气。
这个春节假期，相信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肺炎疫情”相关的新闻和科普知识占据了人们每天绝大多数时间和注意力。所谓“久病成医”，这些信息估计让广大吃瓜群众都快成为半个传染病专家了。
但这里还是遗留了一连串问题：我们把病毒都制伏了吗？被我们制伏的病毒关在哪里？这些病毒会不会真的再次“跑”出来？
关于人类和病毒战斗的历史，你需要知道哪些？
从未合上的魔盒
到今天，我们人类尽管不敢说完全战胜了病毒，但至少我们已经掌握了病毒的遗传奥秘，也能通过基因检测找到大部分病毒的宿主，并且还成功地把一部分的病毒控制和保存在特定的实验室里，针对某些流行的病毒爆发也有相应完善的防治措施。正是这种对病毒的控制能力，让现在的我们还能如此从容正常地生活。
而认识和防治这些病毒，人类是付出了滔天代价的。
以闻名历史的“黑死病”（鼠疫杆菌）为例。黑死病的第一次爆发被称为“查士丁尼鼠疫”。这场瘟疫公元542年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爆发起，一路向西蔓延至西欧，在其陆续爆发的两个世纪里，夺走了约1亿人的生命。第二次则是在中世纪的1348~1351年，黑死病在欧洲迅速蔓延，让欧洲人口再次减少近四分之一。
在16、17世纪，至少夺取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1894年，我国广东、香港一带出现的黑死病，传播范围也很广。1898～1928年间，黑死病在印度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直到20世纪60年代，黑死病还曾在越南流行。
早期欧洲人对鼠疫的防治，更多带有一种魔幻色彩，比如放血疗法、长期不洗澡、杀光城里的猫，这些举措不仅没有找对病因，还用错了方法，加重了疫情的扩散。
浓厚的宗教氛围让更多人认为是上帝的惩罚，“鞭笞者兄弟会”认为人通过自虐来忏悔自己的罪孽才不会得黑死病，后来演化为更为极端的措施就是把犹太人视作病毒散播者，进而实行极为惨烈的种族迫害。
作为冲在疫情第一线的医生，因为相信怪鸟可以吓退病毒，第一次阴差阳错地穿上了“鸟嘴”套装。当然这些 “防护服”并没有太大作用。
18世纪后，黑死病在欧洲几乎绝迹。真正让黑死病消失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幸存者免疫力的提高；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下水道和肥皂的普及功不可没；还有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隔离，最早由米兰大主教无意中发现的隔离，让米兰城幸存。
该办法也成为全欧洲司空见惯的防治黑死病的举措。在我国191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期间，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采取了隔离疫区、控制交通，发明了双层纱布囊口罩等举措，短期内扑灭了此次肺鼠疫传染，成为率先在中国建立防疫医疗体系的先驱。
近几十年，鼠疫已经大幅减少，就我国而言，仅在西部、西北部地区仍有散发病例发生。最近几个月前，内蒙古牧区的两个牧民被诊断为腺鼠疫确诊病例。可以说，鼠疫病毒仍然存在于它的自然宿主中，人类仍然可能通过与这些宿主的接触再次感染鼠疫。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严格疫情预防机制，能够及时控制疫情的蔓延。同时，由于及时诊断，及时抗菌药物的应用，病死率已降至10%左右。但肺鼠疫、脓毒血症型鼠疫预后极差，属于法定传染病中的甲类传染病。在人类病毒的潘多拉魔盒当中，鼠疫病毒仍然需要我们牢牢监控、及时发现及时防治。
天花，在历史上更是一种威名远播，却被人类制服的病毒，成为了最早被彻底消灭的传染病。
在有记录的三千年当中，天花病毒在全世界蔓延，并杀掉三分之一的感染者，夺走至少5亿人的生命。早在公元前1145年就有天花杀死埃及法老的记录。天花病毒下的幸存者，如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也会在脸上留下得过天花后的痘症。
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第一次成功接种了牛痘。牛痘的发现，仿佛让天花病毒突然从一种凶猛野兽变成了被驯服的家畜。只要是接种了牛痘的人们，便同样会对天花病毒免疫。
即使找到抵御天花病毒的克星，在此后三百年时间里，仍然有2亿人死于天花带来的瘟疫。
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发明了预防天花病的牛痘疫苗。天花疾病的死亡率才逐步下降。1967年开始，人类进行最后了一次大规模消灭天花的活动，直到1977年，索马里的一位天花患者成为最后一个已知的自然病例，人类终于用天花疫苗完全控制住疾病的传播。在此期间，天花病毒经历了这个全球范围的疫苗接种运动而被彻底消灭之前，仍然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到此为止，天花病毒的故事可以画上一个圆满句号吗？
答案是并没有。就在1978年，一场意外事故造成的天花病毒泄露，引发了一场长达几十年的大辩论——天花病毒到底应该保留研究样本，还是应该彻底被销毁？
保存还是消灭，这些病毒样本该何去何从？
1978年，伯明翰大学医学院的亨利·贝德森的实验室终于获得WHO批准，成为极少数拥有天花病毒样本的实验室。
然而就在几天后，天花病毒意外泄露，造成同一实验室楼上的一位解剖摄影师珍妮特·帕克感染天花病毒。这成为唯一的一例因为人为疏忽，造成研究用途的天花病从被封锁实验室泄露了出来。
帕克的感染一度造成数百人接受隔离，整个伯明翰城区的恐慌，人们争相在医疗中心排队等候接种疫苗。最后的结果是帕克因病情恶化去世，贝德森因愧疚而自杀。最后疫情得到控制，但在调查帕克怎么就感染上实验室的天花病毒，仍然是伯明翰的一大谜题。
（被封存的天花病毒）
直到1980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成功消灭天花。最后，世界卫生组织允许天花病毒只保留在以下两个实验室中，即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以及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VECTOR）。
“如果这两所实验室的天花病毒也发生泄漏，人类该怎么办？”
人们的恐惧情绪使得WHO决定最终销毁实验室里的所有天花病毒。但从一开始决定的1993年一直延迟到今天，这两家实验室中的天花病毒还是没有被销毁。
支持销毁天花病毒样本的一派认为，天花病原体的实验已经收集到了所有信息，继续研究几乎不能获得新的信息，反而只能徒增病毒意外释放的风险。
但支持保存天花病毒样本的一派认为，如果存在天花疾病爆发的可能，那还需要保留天花样本，继续测试来研制可以对抗天花的药物和疫苗。
意外确实可能存在。2014年7月，就在美国华盛顿附近一个政府机构实验室的储藏室中，人们发现了可能制作于上世纪50年代天花病毒样本。所幸，这些样本未被打开，也没有造成感染。
同时，就在2019年9月，仅存天花病毒的实验室之一的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VECTOR），发生煤气爆炸引发了一场大火。同样，幸运的是起火的房间没有保存任何病毒样本。令人担忧的是，发生爆炸的实验室大楼存放的除了天花病毒，还有埃博拉、艾滋病等病毒，一旦真的发生泄漏，可能会造成遍及全球的灾难。
刻意销毁这些实验室的病毒样本，还是继续保存他们，成为悬在政府以及这些科学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终，保存病毒样本的选择获得了胜利。
从利害对比看，保存这些病毒样本，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首先，这些国家实验室具备极高等级的安全防护，成为人类病毒研究最后的防线。就以最近被频频提及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为例，在2017年，其所属微生物菌毒种保藏中心获得国际最大的病毒资源保藏机构联盟EVAg的评审，被评为EVAg质量管理体系评审最高级别Green级。
武汉病毒所微生物菌毒种保藏中心拥有亚洲最大的病毒保藏库，保藏有各类病毒分离株约1300余株。库内保藏的活体病毒涵盖了人类医学病毒、人畜共患病毒、动物病毒、昆虫病毒、植物病毒、噬菌体、环境微生物、病毒敏感细胞库和病毒遗传资源库等，让人闻之色变的寨卡、新疆出血热等病毒的毒株也都在其中。
一方面，这些毒株样本都可以得到长期保存，另一方面，因为严格的防护措施，只有极少数人经过层层监控才可以取用这些毒株进行试验。
另外，我们人类和病毒仍将处在长期共生共存的状态。像上面提到的鼠疫杆菌病毒、埃博拉病毒、艾滋病毒等感染疾病还将长期威胁人类的健康。这些病毒潜伏在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宿主乃至人的身体内。这使得病毒研究以及疫苗研制永无完成状态。一旦外界出现某种病毒的感染疫情，封存在实验室的相应病毒株就可以随时被唤醒，投入到应用研究当中。
最后，对人类病毒组的研究有利于弄清楚病毒致病的机理、模式，从而预估病毒大流行的趋势，实现早期防御。通过基因测序、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这些实验室的病毒株的检测分析，将有助于病毒组信息库逐步扩大和完善。基因组分析可以用于衡量不同区域的病毒流行情况，从而确保疫苗等防御手段的快速跟进。
我们如何与病毒的潘多拉魔盒长期相处？
不可否认，这些病毒库仍然面临着泄露的小概率风险。
比如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疏忽大意；比如实验室所在国家出现动荡，经费短缺造成实验室维护不足，从而带来泄露风险；比如因为突发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等造成实验室损坏，病毒泄露；比如病毒样本被恶意分子非法侵占和利用，给全世界人民带来难以预估的灾难；
甚至更为科幻的方式，人类把病毒的管理权交给了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终有一天开始反抗人类，悄悄打开了病毒试管，送到了全人类的中央空调系统里……
如果这个清单列下去，我们可以把能够想象到的科幻灾难片的套路都誊写一遍，比如《生化危机》里的保护伞公司，或者《行尸走肉》里的超级病毒……
与其悲观地为人类的命运担忧，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更为理智的选择。
一、谨慎但乐观地相信人类科学共同体。毕竟，今天的生活完全建立在现代科技体系提供的医疗、粮食、能源等生存保障里。我们在孩子生病后，是选择拜神求仙还是选择医院就医？相信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那在攻克病毒，拯救人类这样的宏大叙事上，我们更应该保持对全球的科学共同体的信任，信任科研机构对病毒样本的合理保存。
二、培养自己的正确的科学知识素养。就人类和病毒的关系而言，我们应当理性看待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病毒的共生共存关系。如果我们不想再从野生动物身上感染这些病毒，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远离，包括不仅不去捕食野生动物，而且要保护好野生动物的栖息繁殖地，留给它们更多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