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动不动的DT君
1960年，庚子鼠年。不断扩大的旱情造成的全国性粮食短缺，让中国人在一场饥荒中开始了新的一年。
2020年，又是一个庚子鼠年，又是一场新的危机。一片惊慌失措中，中国人又迎来了一个势必会被常常提起的春节。
今年春节期间，“肺炎”“武汉”的搜索热度超过“春节”“过年”，成为中国人关于2020年农历新年的两大回忆关键词。
（图片说明：肺炎、武汉、非典、春节、过年的百度搜索指数）
巨大的搜索量，源自于不断上升的疫情数字。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月25日24时，全国确认病例1945例，累计死亡56例，尚有21556人在接受医学观察。
与确诊病例数据一起上升的，是普遍的焦虑与恐慌、苦涩与不安。但我们也都知道，参照已知疫情样本，更冷静地做好该做的事，才能真正“共度时艰”。
我们对比整理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17年前的非典信息，希望以此作为参照，帮助我们稍客观地来看待，疫情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作为普通个人的我们，在这场疫情中可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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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17年前的非典，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处于什么阶段？
1月24日，普利策奖得主、政策分析师Laurie·Garrett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7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正在报道那场致死774个感染者、波及37个国家的SARS疫情。所以，2019年12月12日，当我读到武汉海鲜市场聚集性的肺部感染时，有一种惊人的相似感。”
起因、发病机制和传播链路的诸多相似之处，的确让人一下子就把这场“祸从口出”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2003年的非典联系起来。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整理了非典的发展时间线，从首个病例出现到病情结束过程中的诸多时间节点，找到了一些影响传播的要素，可以为真正认识这场疫情提供一些参考。
但在研究的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如今我们面对的疫情要比非典“迅猛”得多。
从累计病例的数字来看，非典的发展速度是相对平缓的：第一例报告病例之后2个月确诊病例升至218例，4个月确诊病例破千。
而这次，在首次公开确诊病例被报道后的25天，确诊病例就已经过千，然后迅速接近2千。
如果细看非典的发展周期，我们就会发现推进传播的关键词是“人口流动”，而推进确诊人数提升的节点是“完成病毒基因测序”。
非典时期，第一次确诊人数大幅上涨出现在2月初。2003年的除夕是1月31日，2月初正值春运结束，2月5日-10日广东省每天新增病例50例以上。之后的春运返工潮，再次带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确诊病例数量进一步上涨。
紧接着，北京在3月6日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非典以北京为中转，开始从中国的心脏地带流向各地。
反观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比非典，促成“人口流动”的条件提前了：2020年的春运比往年更早。
再加上，疫情源起的武汉本身就是全国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传播链路四通八达。
这两点都是“人口流动”的放大器，也直接导致了病毒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传播。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增长的恐慌情绪。
让人稍许有所慰藉的是，在病原的认定研究的速度上，这一次比2003年快了近3个月。
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称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至1月7日，疾控中心专家就已经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1月10日已完成病原核酸检测。而非典是在2003年4月中，才有科研机构完成了对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测定。
认定病原体，不仅可以用于临床甄别，设计PCR检测试剂，而且对后续的治疗方案和疫情防控都很重要。所以在后续的新闻中，我们也能时不时读到一些让人“稍微松口气”的新闻。
与临床甄别能力相伴的，是更高的确诊率。
所以，即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本身或许没有非典那样可怕，但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人口流动放大器提前，以及更早出现的确诊能力和更快速的信息传播条件，再加之病毒本身更强的传播性，这场疫情的爆发（或者说被确诊人数）比17年前更加迅猛。
不管是对于政府还是个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人们所预留的准备时间都更短了，恐慌的情绪也来得更加急促。
仓促应战，对于任何城市和城市中的人，都是很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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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湖北很难，接下来依然艰巨
因为有非典的经验，我们理所当然认为，这应当是一场可以快速、顺利结束的战役。
身处漩涡中央的武汉市，或者说湖北省，这次的决策层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对此我们不再赘述。往回看的追责并不能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接下来的困难程度有足够高的警惕和预设，也要有相对应的预案和准备。
根据对已有公开资料的整理，我们认为有两个突出的难点。即使已经有媒体反复提过，但再强调也不为过。
一是，SARS时期的北京经验可以平移，但城市情况不同，执行的效果会出现偏差。
回顾17年前的SARS，防控效果全面显现是出现在5月，我们注意到，从4月至5月，应急政策与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全民动员抗击“非典”，疫情对民众全面公开；
管制公共场所、交通与人群集体活动：
确定定点医院，集中收治SARS感染者。
（图片来源：《北京市SARS流行的特征与时空传播规律》）
可以看到，在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过程中，上述从非典中总结的有效应急政策与措施，已经全部施展。尽管大家觉得行动还是太晚了，但与非典时相比已经提前了太多，理应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最大的变数在于，这次的重点城市不是北京，而是武汉以及湖北的其他城市。之前媒体总结的城市抗击SRAS成功三要素分别是：市民个体、制度体系和医疗专家。
也就是说，在举全国之力支援了医疗专家之外，还需要落实的是，每个市民个体的意识与责任感，还有细致到毛发的制度体系与执行力——这，才是武汉和湖北现在真正面临的难关。
二是，湖北不只一个武汉，其周边城市的防治不容小视。
下图是一个大家在这几天应该已经看过好多遍的数据：春运期间武汉的流出人口主要去向。很明显，由于武汉在湖北省的龙头地位，春运初期，人口流向最多的就是武汉周边、湖北省内的其他城市，热门流向城市最为靠前的14座城市全都来自湖北，它们依次是孝感、黄冈、荆州、咸宁……
但在病情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直到1月23日，湖北省才第一次详细披露除武汉外其他城市的病例情况。
根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0年1月25日24时，武汉确诊618例，孝感确诊55例，黄冈确诊122例，荆州确诊33例……其中黄冈在2天前还只有12例。
从媒体报道的公开信息来看，因为仓促，这些城市不仅在包括检验和医疗设备等医疗物资上缺乏准备，在应急体系与能力方面也捉襟见肘。
就在这几天，我们已经从各种媒体报道、社交平台中，看到了这些城市的艰难，尤其是站在疫情最中心的医务人员和疑似病患。从非典经验来看，各地可以伸出援手的，除了物资缺口，可能还需要有管理体系、动员能力和执行细节……
当然，现在湖北已经利用强制手段“封省”，所以我们也有必要用数据为这作出解读。如果在当前局面下，武汉市乃至湖北省仍然可以自由出入，那么节后返程的人潮，将会更快速地把病毒带到以深圳、上海、广州、北京为主的一众大城市。
（图片说明：春运期间迁入武汉的热门城市，图片来源：百度迁徙）
但封城带来的副作用也很明显，比如物资不便、医务人员出行受阻、恐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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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归根结底，我们现在正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与冠状病毒作斗争。虽然在21世纪，我们已经经历过SARS和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但新型冠状病毒到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没办法轻松快速地解决问题。
但从我们现有的资料来看，还是有两个应该乐观的点。
首先是整个社会的动员能力。
与17年前的SARS相比，当前人群流动的频率、速度、范围都扩大了，听起来病毒的控制似乎更难了。
但是17年前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社交媒体、没有大数据、没有人工智能，也没有如此快速和密集的交通和物流网络。这些新的基础设施，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可以支撑更快速的物资调配和信息传递，应对病毒传染，也可以有更迅速的分布式集中控制和更精准的个体防护，“人自为战”。
其次是，疫情虽然十分严峻，但病毒目前并没有超出想象的“凶恶”。
冠状病毒是具外套膜的正链单股RNA病毒，因为在电子显微镜下外观上有类似日冕的凸起，所以被称作冠状病毒。日常生活中有10%的感冒是由冠状病毒引起，且症状较轻，所以常常不被重视。但冠状病毒的生命力比较强，可以脱离宿主在空气中残留一段时间，所以传染性才会如此之高。
参与过抗SARS的中国台湾病毒专家苏益仁表示，传染性越高的病毒致死率其实越低。
这恰好也符合现状。从现实情况来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速度、范围都要大于SARS，但目前不到3%的致死率，相较SARS的10%也低了很多。
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的主编就在社交平台上发言提醒媒体正通过把该病毒称作“杀手病毒”+“助长恐慌”将事件升级。事实上，该病毒有着中等/一定传染性、相对低的致病性。用过度夸张的语言来“培育”恐慌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图片说明：《柳叶刀》主编发言内容）
但苏益仁也表示，目前仍然处于爆发初期，无法准确地判断传播速率和感染率，接下来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观察时间。
这也是我们要传达的信息。在防止过度悲观的同时，也千万不要盲目乐观。
毕竟，攻坚才刚刚开始。
我们作为普通人，不管是在湖北，还是在其他地方，在这场抗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里还是要继续强调：不让自己感染，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大的贡献；每个人都安全，大家才能安全。
最后，我们再次奉上这份自诊指南，该指南综合了武汉协和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保护好自己和家人，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