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危机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是由于企业追求规模经济进行产能扩张的结果，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大多数企业建国以来多数时间都是以模仿、复制的形式进行经营的，商业经营都没有摆脱以市场为导向的竞争策略。
这种商业模式同样表现在去产能时期，例如，前几年的供给侧改革，通过环保政策淘汰落后，通过技术进步替代落后工艺，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借机“去小上大”，又形成新产能的过剩。这个现象在传统的钢铁、有色、建材、化工、轻工、电力等行业表现尤为突出，近十年国有资产数倍增加，但经营效率却是降低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再比如通过资产的兼并重组，帮助被兼并企业投资改造旧设备、提升产品档次，但也不可否认，兼并重组的结果仍然是竞争策略的产物，目的还是扩张产能。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里就不得不说到现代经济理论，现代经济理论更强调需求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人类的基本需求可以概括为衣、食、住、行、用，而当今这五个方面生产端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能够满足消费者“可用”、“好用”，可用是指产品的功能属性，好用是指产品的质量属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还需要“专用”和“享用”，所谓专用，就是个性化需要；所谓享用，就是人们不需要获得产品的所有权，只希望得到产品的使用权，最典型的就是“安、康、育、悦”这四个方面。
“安”即安全，食品安全是共性需求，专业工作环境的安全是个性化的需求；“康”即健康，健康是共性需求，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的人对健康的需求又是有差异的；“育”即教育，教育是共性需求，同时教育也是因人施教的，有人渴望上大学、读博士、做科学家，有人希望去到职业学院学习技能，到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悦”即愉悦，愉悦活动五花八门儿，人们对娱乐、游玩的体验是不同的，追求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以上所述都指向一个问题，在当今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以后，人们对“安、康、育、悦”的需求更强烈，这四个方面反向要求供给端无论在生产/服务组织方式还是商业模式创新方面都要做出调整。
在论述如何调整之前，先讲一个网上的段子，说是有一家生产耗子药的公司，由于同行业竞争激烈，耗子药的价格基本上接近成本了，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政府要求其转型发展。于是这家公司使出“吃奶劲”筹措了部分资金，投资建了一家研究所专门研发新品种老鼠，研发成功后把新品种老鼠又投放到国内市场，新耗子多了，耐药性强了，于是又逼迫国内耗子药生产企业再投资研发新产品，如此的死循环模式同样在其它许多行业重演。
破解死循环商业模式不能仅停留在盘活存量、激发增量这样的思维方式上，必须跳出这个思维怪圈寻求新的突破。研究人类文明进化史，我们发现无论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追求的不仅是生产率，通过生产率来解决人类的衣、食、住、行、用问题，还不断地防范影响人类生存的各类风险，例如暴力、疾病、战争，传统规避风险的方式是通过迷信、宗教、婚姻、家庭、宗族、贸易、金融等方式来实现的，所谓“富贵险中求”，主要说的是在追求财富过程当中，首先要规避各种风险，而不是鼓励人们去冒风险赚大钱。然而，这几年，随着金融的资本化，金融的保险功能在减弱，风险副作用在增强，最典型的是股票，股票本来是又用来分担风险的，然而，在资本的操控下却生成了一个风险产品，甚至有人发表了“风险偏好”这样的奇谈怪论，结果投资人像韭菜一样一波一波地被收割，破落与致贫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再回头来看“安、康、育、悦”四个方面，体现每一个方面的行业首先不再是追求物质上的增量，倒不是因为这些行业存量足够多了，而是因为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数量背后的风险。人们在品尝美味食品的时候内心是不安的，因为他（她）在为食品的安全焦虑；人们在接受保健和医疗的时候内心是不安的，因为他（她）在为保健品的质量、药品的价格、医护人员的水平而焦虑；家长在把“压箱底的钱”拿出来供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内心是不安的，因为他们担心孩子能否成才，孩子则担心能否找到满意的工作；人们在游玩娱乐的时候内心是不安的，因为他们担心被新冠病毒感染，担心游乐设施不安全，担心突发交通事故，担心饭店宾馆的讹诈行为。
其实这些现象背后指向同一个词：不确定性，而消除不确定性的主要方法就是信息数据，由此让人们想到了信息技术，自然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几年都被戴上了“高技术”的帽子。不管是高技术还是低技术，只要有了技术思维，就会产生“学以致用”的惯性，就有“拿着锤子找钉子”的冲动，就会产生技术逻辑与市场局限的冲突。
站在历史的时间轴线上来看，当代科技发展的基本特征，已经演变为以量的积累为主，质的跳跃为辅。现在讲的原始创新，也不是当初那样在本质意义上的开疆拓土，而是在已经存在的领域里发生的局部性的质变，比如PC就是在计算机领域里的一个具有原创性的产品形态，它是在计算机技术领域随集成电路等技术不断积累发展而催生的一朵鲜花，而不是某一个天才突发奇想的产物，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全新领域或全新方向。
既然创新以盘活存量为主，以质的跳跃为辅，那么围绕消除信息不确定性就成为商业模式创新的重点；既然企业创新已经从单一产品创新演化为系统创新，数字经济已经从机械智能发展到了人工智能（原来是帮机器，现在是帮人类），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以平台思维构建系统，那什么是平台思维呢？就是给存在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双边和多边群体提供一个空间或者系统，满足不同群体在这个空间中的利益，相比传统IT系统最大的差异是访问空间或者系统的群体之间构建起了网络效应。
如果说人类原本自有的意识活动可以分为“显意识”、“潜意识”与“无意识”的话，那么，信息技术在人类的控制下基于“信息”所进行的这些“机器智能”活动，则应该成为人类的“外意识”活动。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信息技术应用更多的不是对人类意识智能活动的模仿或再现，而是对人类意识智能活动在外在空间中的新的拓展与延伸，具有人的智能所不具有的新的形式、功能与作用。这种“内意识”与“外意识”相互配合互动，就形成了人类新型的完整的意识形态，既然是意识形态，有些问题不是但靠软件能够解决的，还需要通过通过心性修行、道德规范、法律约束来实现。
至于如何利用平台思维，也就是生态思维或者说利益相关者思维盘活存量、激发增量，详见我前期发表的文章《平台思维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