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泊梁山位于中国山东省。，处于山东省的泰安、济宁、菏泽和河南省的濮阳四地市交界处，梁山则是梁山县境内最高的地方，位于县城东南，由虎头峰、雪山峰、郝山峰、小黄山等七支脉组成，主峰虎头峰海拔197.9米。虎头峰上曾建有宋江的大寨，就是梁山108好汉聚义的地方。
《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不在山东，而在北京，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出自《诗经·韩奕》之“奕奕梁山”。因而，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证黄河变迁对梁山的影响。假如《水浒传》写的是“八百里水泊”时期的梁山，估计这样一个小山丘也是水中一螺，即便是露出个小尖尖，也无法囤积好几万人马。而且，以《水浒传》文本故事的时代背景看，北宋时期的梁山恐怕也没有“八百里水泊”吧。
曾经有学者认为，《水浒传》是以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为原型塑造的梁山一百单八将。这一说，大概源自“八百里洞庭”，更是受了《后水浒传》的启发，才把《水浒传》中的梁山搬到了洞庭湖。
其实，《水浒传》只是借用了北宋时期宋江三十六人梁山起义的故事，隐写的是明朝的靖难之役。靖难之役的策源地就在北京，施耐庵还在书中隐藏了永乐迁都，因而，“梁山”是北京的梁山。这样讲，有什么依据呢？
《诗经》、《水经注》中的梁山才是《水浒传》中的梁山
《诗经·韩奕》记载了一段韩侯朝京，接受周王册封的故事，这首诗的开头就写道：“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这就有“梁山”了。所以，《水浒传》中的梁山并不一定写的是山东梁山。那么，《诗经》中的梁山是不是施耐庵笔下一百单八将聚义的水泊梁山，写的是不是北京附近的石景山呢？
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专门注解了《诗经·韩奕》中的梁山：“梁山于韩国之山最高大，为国之镇，祈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谓之韩奕也。梁山，今左冯翊夏阳西北”。《诗经·韩奕》中的梁山是春秋时期诸侯国韩国最高大的山，在“左冯翊夏阳西北”。
左冯翊，是一个官名，也是汉代郡名。汉高祖二年置河上郡，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冯翊，为拱卫首都长安的三辅之一。因而，以孔颖达所言，《诗经》中的梁山应当在长安的西北。长安是西汉的都城，隋唐也在这里建都。因而，《水浒传》以“奕奕梁山”写一百单八将聚义的梁山，就与都城有关了。
除了《诗经·韩奕》中的梁山而外，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记载了一座名叫“梁山”的山：“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这段记载出自《刘靖碑》，讲的是三国时期魏国都督河北道刘靖“登梁山以观源流”的治水事迹。郦道元所说的梁山，就是后来的石景山，这座山有史记载的最早山名是碣石山、梁山。所以，《水浒传》中的梁山与“石碣村”相距不远。
以此观之，施耐庵笔下的水泊梁山就与《水经注》中的梁山十分接近了。而且，孔颖达所说的“梁山”未必就是左冯翊夏阳西北的梁山，也有可能是燕国的梁山。
那么，施耐庵为何要以《诗经》、《水经注》中的梁山写梁山好汉大聚义的故事？《水浒传》中还有哪些证据证明，此梁山不是实写的山东梁山而是北京梁山呢？
《水浒传》隐写的是明朝大火并
施耐庵在“开篇引首”中，以赵匡胤出世隐藏了朱元璋，“太祖武德皇帝”其实说的是朱洪武。书中写道：“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这段话，表面上看引用的是《宋史·太祖本纪》，实则出自《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或者说，这段描述“太祖武德皇帝”诞生的话，明写宋太祖，实写明朝的“高皇帝”。《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中，是这样记载朱洪武诞生的：
母太后陈氏，生四子，上其季也，方在娠时，太后常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取白药一丸臵太后掌中，有光起，视之渐长，黄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觉，以告仁祖，口尚有香气。明日，上生，红光满室。
陈氏夜里做梦，吃了一粒“冷香丸”，第二天就生下了朱重八，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异香经宿不散”。“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这才是真正的“红光满天”，《宋史·太祖本纪》中，赵匡胤出世时，仅仅只是“赤光绕室”。
朱洪武的母亲是在舍南麦场遇到黄冠的，因而，“王教头私走延安府”、“花和尚大闹桃花村”、“没遮拦追赶及时雨”这三段故事中，史家庄、桃花村、穆家庄都出现了“打麦场”。武松杀嫂的故事中，郓哥发现了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奸情，给武大郎告密，这二人便以“借麦桴”为暗语。因此，《水浒传》是从朱重八出世开始写起的，“太祖武德皇帝”就是宋太祖、明太祖两个皇帝谥号的提炼合成。
《水浒传》借北宋的历史背景，隐写明朝的秘史，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写的又是哪段明朝历史呢？书中写道：“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在位一十 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传位与御弟太宗即位。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传位与太子即位，这朝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这段话，是《水浒传》的总纲，全书就是围绕这段话来展开故事的。
稍微留意一番，就不难发现，这段话中遗漏了一个皇帝宋真宗。这种“错漏法”在《水浒传》中比比皆是，不知者以为施耐庵不懂历史写错了。这处“错漏”隐藏了两段历史：北宋时期的“金匮之盟”和“烛影斧声”，明朝时期的“孙立”。作者的寓意是：假如没有“金匮之盟”，或者宋太宗孝义而遵从母亲杜太后的盟约，不把“金匮之盟”变成虚钱实契，赵恒肯定就做不成皇帝。“烛影斧声”的历史，隐藏在“李逵斧劈罗真人”的故事中，“神行太保戴宗”，这五个字中就隐藏了“太宗”。
“孙立”，指的是朱洪武立孙子朱允炆为皇帝。故意遗漏宋真宗，那就是上一任皇帝把皇位直接传给了孙子。正是因为朱洪武“孙立”，导致了明朝大火并，这场大火并就是“靖难之役”。《水浒传》就是以“靖难之役”为主线，借用北宋徽宗时期的梁山起义，隐写了大明王朝“靖难之役”的历史，并且，揭露了诸多历史真相。
靖难之役有两个策源地：南京、北京，就是开篇引首中说的“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中的“两京”。北宋有四京，明朝只有两京，所以，《水浒传》中的梁山，其实写的是北京，是永乐皇帝之后的大明都城。
《水浒传》隐藏了靖难之役秘史
杜太后的“金匮之盟”迁转了北宋皇位传承世系，是为“杜迁”，杜迁背后有暗藏着“孙立”。因为皇位传承这件事，“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天罡地煞齐聚梁山，就是为皇帝谋朝篡位而造反。《水浒传》立意于此，只写到“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便结束全篇，根本就没有投降招安的故事。历史真实中，燕王朱棣是没有向建文帝投降的。
明刻容与堂百回本，以及现在同行的一百二十回本，梁山大聚义之后，全部是续书，不是真水浒传。梁山好汉离开了水泊梁山，还叫“水浒传”吗？
因为妖魔蠢蠢欲动，“嘉祐三年三月初三五更三点”，宋仁宗驾坐大唐大明宫紫宸殿，商议祈禳瘟疫之事。“朱说（范仲淹）”越班启奏，宋仁宗诏令殿前太尉、内外提点洪信前往龙虎山诏请嗣汉张天师来京城祈禳瘟疫。为何说宋仁宗驾坐大唐大明宫，宋仁宗为何穿越去了唐朝呢？
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卷首，引用的是唐代诗人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书中也写的是“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佑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紫宸殿，就是唐代大明宫三殿之一，是大唐群臣朝见天子的宫殿。王维诗中的“绛帻鸡人报晓筹”之“鸡人”，指的是明朝南京皇城附近的鸡鸣寺，以及“景阳楼”，景阳楼便是《水浒传》中的景阳冈。时迁在祝家店偷报晓公鸡，引发了“三打祝家庄”，这段故事写的就是“三打朱家庄”。施耐庵在这段故事中，再现了燕王朱棣攻克南京，建文帝神秘失踪的历史。
祝家庄最后一战，施耐庵同样以“错漏法”隐写了很多“靖难之役”的秘史。这段故事写得十分神秘，其中，栾廷玉神秘失踪，令自命不凡的金圣叹都“弥月不快”。金圣叹不知其中暗藏了真故事，但却隐约意识到，这段故事作者用了“史笔”。
书中写道，梁山以孙立为内应，以四路人马围攻祝家庄。四路人马中，有三路交代了带兵的主将，还造大船、以梁山水军正将为副将。这三路人马分布在正东、正南、正西，唯独正北一路没有交代谁是主将。这一笔，就对应了“嘉祐三年三月初三五更三点”，是来自玄武方向的军马。
宋仁宗早朝时间之所以写得如此精确，其目的就是要淡化“三月初三”。这个时间节点又出现在“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的故事之中，九天玄女驾坐紫宸殿，给宋江赐了三杯仙酒、三枚仙枣、三卷天书，再加上天书的尺寸，就构成了“嘉祐三年三月初三五更三点”。其中的“三月初三”，就是玄武大帝的诞辰，九天玄女之“玄”，其实隐藏的是“玄武”之玄。
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北平起兵“奉天靖难”，以玄武显圣誓师。夺位成功后，朱棣自称玄武大帝转世，在武当山大建玄武道场，形成九宫八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的庞大道教建筑群。梁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来源之一，便与武当山建筑群有关。所以，施耐庵以《史记·天官书》中的“天枪”、“天棓”为书中的“枪棒”，梁山好汉几乎人人都喜爱枪棒，他们象征的是燕王的靖难大军，也就是“禁军”。
三打朱家庄正北一路人马才是实写，主将就是燕王朱棣。栾廷玉实则“銮庭御”，暗喻建文四年六月十三这天，建文帝前往南京左顺门杀了准备做“李应”的徐增寿（三寸丁）。然后，又去左顺门杀谷王朱橞（谷树皮）、曹国公李景隆（李九江，书中的江州）。此时，朱橞、李景隆已经打开城门，燕王进城。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暗示，建文帝在正西北方向被“天策上将”射杀了。
金川门，就是南京正西北门。所以，《水浒传》中说栾廷玉：“我引了一队人马出后门，杀这正西北上的人马”。前门是朱雀，后门是玄武，但栾廷玉出了后门，不去杀梁山正北人马，而是去杀正西北人马，这不就是金川门吗？
病尉迟孙立，是借用唐朝玄武门之变主将尉迟敬德之名，暗喻了明朝的靖难之役就是一场玄武门之变，燕王朱棣就是弑君篡位。玄武门之变中，“天策上将”李世民射杀了李建成，施耐庵借此暗喻，建文帝也是死于“天策上将”的弓箭之下，朱棣次子朱高煦就自号“天策上将”。而攻打祝家庄用水军正将为副将，显然是虚张声势，原来，建文帝逃往海外，朱棣造大船寻找也是掩人耳目，以遮掩“弑君”之罪名。
所以，宋仁宗在“三月初三”驾坐唐朝大明宫紫宸殿，是施耐庵要隐写“靖难之役”中的一段秘史。“靖难之役”的发起地是北平，攻打祝家庄的人马来自梁山，因此，《水浒传》中的梁山实写的就是北平，也就是永乐十八年之后的北京。
梁山为何有八百里水泊
“三打祝家庄”只是《水浒传》中所隐写的靖难之役最后之战，书中所有的战斗，其实都写的是这场朱家大火并。施耐庵从不同侧面，隐写了这场真实历史，揭秘了“靖难之役”中各种鲜为人知，或者为朱棣所涂抹掉的真相。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举其他故事来解读别的故事。总而言之，《水浒传》中的梁山，实写的是北京，以北京为故事原点，又涉及到了南京。
但是，无论北京还是南京，大明王朝的两个都城都没有“八百里水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揭开“八百里水泊”之谜，我也举书中的几处细节，一并解读《水浒传》之“水浒”的真正寓意。
却说洪太尉奉了诏令，来到龙虎山诏请嗣汉张天师。奇怪的是，这代张天师不是宋仁宗时期的虚白先生，而是宋徽宗敕封的虚靖先生。施耐庵为何这样写，那就与“八百里水泊”有关了。
洪太尉独自一人上了龙虎山，先被一只白额锦毛虎惊吓，又被一条雪花大蛇朝脸上喷毒气。“锦毛虎”是梁山好汉燕顺的绰号，燕顺是清风山大头领，这座山头的二头领王英、三头领郑天寿都裹着绛红头巾，既暗喻朱洪武以红巾军起家，又是“朱”的寓意。这三个头领的名字，合成《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四个字“燕王英武”，再加上“郑天寿”，就是“燕王英武真天授”，同样指向了“奉天靖难”。
雪花大蛇，指的是生于洪武十年大雪节的朱允炆。洪武十年是1377年，农历丁巳年，朱允炆就是《水浒传》中的雪花大蛇，书中所有的“雪”都与建文帝有关。“雪”又通“削”，意味着建文帝削藩引发了靖难之役。所以，“锦毛虎”谋反，“雪花大蛇”违背祖训，忘却“孝义”向叔叔开刀，都违背了洪武祖训，一个吓唬朱洪武，一个朝洪武脸上喷毒气。
没错，洪太尉隐喻的就是朱洪武，因此，施耐庵又以张天师骑牛的形象，暗喻朱洪武小时候做牧童的经历。虚靖先生是《水浒传》中“五雷天罡正法”的发明者，历史真实中是“雷法”。雷，就是霹雳大仙，霹雳大仙就是朱洪武。朱洪武本名朱重八，“八百里水泊”就是“重八”。“五雷”，是“金木水火土”之五雷，正是朱重八给朱家确定的辈分。
从龙虎山下来后，第二天，洪太尉游览了龙虎山各处殿宇，来到伏魔之殿前，书中以“一遭 都是捣椒红泥墙；正面两扇朱红隔子，门上使着肐膊大锁锁着，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迭迭使着朱印；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的描述，暗藏了“朱重”二字。又以上清宫住持真人的话，完整地呈现了“朱重八”：“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
除了这处情节隐藏了“朱重八”外，宋江江州“装风”所说的风话中，也隐藏了“朱重八”。宋江的“风话”是这样说的：“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领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阎罗大王做先锋，五道将军做合后，与我一颗金印，重八百余斤，杀你这般鸟人”。宋江在江州的故事，隐写的是燕王朱棣在北平装病装疯，所以，书中的“疯”字没有病字边。这番“风话”，讲的还是“奉天靖难”，阎罗王就是“燕王（阎王）”，五道将军对应的就是“五雷天罡正法”。而“重八”二字，也赫然出现在了“风话”之中。
除了这两处细节外，书中的“重八”还有好几处，比如，双枪将董平，草头之下是个“重”字，“平”中两点就是个“八”。还有曾头市的“曾”，也隐藏着两个“八”，还是“重八”。
八百里水泊就是“水浒”，是熄灭“火德王”的寓意。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定国运为“火德王”，明朝是朱家王朝，尚赤，也是火德运，火德遇水德，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梁山大聚义之时，书中照应“张天师祈禳瘟疫”，以公孙胜主持梁山罗天大醮。此时，霹雳大仙如伏魔大殿中那样，响起“十万军中半夜雷”，炸响在梁山天空。随之，一只大金盘出现在西北乾方。这只大金盘化作一团火块，熄灭于梁山正南。
这只大金盘就是霹雳大仙，出自赵匡胤《咏日》诗：“须臾降下大金盘，赶散残星与明月”。“明月”指代了明朝，施耐庵暗喻：大明将如北宋那样，为“金”所灭。
《水浒传》就是一部戳穿皇权天命，反对帝王制度的超现实主义的巨著。皇帝并非天神下界，他们都是谋朝篡位的妖魔。因而，刻着梁山一百单八将名号的石碣就砸进了正南地下，意味着北宋灭亡南宋建立。梁山好汉从正南地下挖出了石碣，也意味着大明迁都北京。而那些谋朝篡位的皇帝，最终还得回到了正南龙虎山伏魔大殿的地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