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修隋朝大运河分为四条：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广通渠是对对汉代槽渠的疏浚；山阳渎是吴国邗沟故道；通济渠是利用汴渠（蒗宕渠）的河道来开凿的；邗沟是杨广开凿大运河重要的一部分。它上接通济渠，下接江南运河。
唐朝诗人皮日休留有“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的诗句，诗中的“此河”指的就是大运河。人们通常认为隋炀帝杨广修建了现在依然发挥作用的大运河。
其实大运河分为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前者南北走向，兼顾东西，是“人字形”的，后者纵穿南北，横卧东南，呈“一字形”，到底是什么原因拉直了大运河呢？
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隋炀帝组织上百万民夫，开挖连通黄河和淮河的永济渠，拉开了修建隋唐大运河的序幕。
整条运河全长2700公里，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抵余杭（今浙江杭州），地跨京、津、冀、鲁、豫、皖、苏、浙等8个省市。
缀连黄河、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5大水系，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
隋唐大运河纵贯华北平原、淮河平原、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是隋、唐、宋时期的重要经济命脉。
它以漕运为主兼及其它商品运输，不仅节省了巨大的物流成本，还带动了运河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同时，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的交融，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生成、巩固和壮大。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对隋唐大运河实行局部修凿，京杭大运河由此登上历史舞台。
尽管起止点相同，但它全长1797公里，途经京、津、冀、鲁、皖、苏等6个省市，主要水源由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等组成的“南四湖”补充。
与隋唐大运河相比，京杭大运河缩短了903公里。至今，它仍然是重要的航运水道，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
政治重心偏移，隋唐大运河命运堪忧
隋唐大运河惠及隋、唐、宋三朝，辐射长安、洛阳、开封、杭州、扬州等世界级大城市，奠定了唐朝的开元盛世和宋朝的经济繁荣。可以说，在隋唐大运河的滋养下，奠定了唐宋数百年的长治久安、丰衣足食。
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大都后，隋唐大运河愈发显得不合时宜。当时的政治中心在大都，并非唐宋时期的中原腹地。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迫切需要江南输送的钱粮物资。
受到隋唐大运河走向的限制，物资经过多次水陆转载才能到达目的地，运输效率低下，增加物流成本。
而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隋唐大运河难以适应社会经济交流的要求，必须进行升级改造，截弯取直。
上图_ 隋朝大运河（左）、元朝大运河右）
上图_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
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因“习水利，巧思绝人”，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监，成为当时兴修水利的骨干成员。
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郭守敬受命考察河北、山东山川地形。经过考察，他提出了拉直隋唐大运河的初步方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上报朝廷。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身为都水监的郭守敬开始主持运河改道工程。在十年间，工程以江苏清江为基点，在其南北两南岸分别施工。
清江北岸开挖“洛州河”和“会通河”，沿河的天然湖泊补充了巨额水量，船只可直航天津。
同时，开凿大运河最北端的“通惠河”，运河从通州至大都积水潭，清江南岸凿通邗沟和江南运河，抵达终点杭州。
如此一来，京杭大运河初具雏形。清朝中期名臣朱轼称赞郭守敬“所陈水利，言未尽从，然功烈赫赫”。
上图_ 元朝大运河与漕运
黄河水患频发，隋唐大运河阵痛不止
从走势来看，隋唐大运河分为“一撇一捺”两部分。一撇是运河的下半部，自扬州始，运河向西北延伸，斜穿安徽，进入淮河流域，再经河南，接通黄河，到达洛阳。
一捺是运河的上半部，运河从黄河转向东北，流经河北，穿越海河，终至涿郡。
由于与黄河连接，给隋唐大运河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黄河中游穿行于黄土高原之间，河水中夹杂着大量泥沙，有“斗水七沙”之称。
据统计，黄河年输沙量最多时达39.1亿吨，年均输沙量为16亿吨。最高含沙量为920千克/m³，年均含沙量达37.8公斤/m³，因此，黄河是世界是含沙量最高的河流。
黄河裹胁大量泥沙，导致河道变窄、河床抬高、水利设施淤塞，形成地上河奇观。出现洪水时，在巨大水量和泥沙的冲击下，黄河下游堤坝极易发生溃堤，严重威胁两岸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黄河在2540年中，有543年发生决溢事件，总共决溢达1590次。隋唐大运河受到黄河水患的影响，下半部绝大部分故道已经埋入地下，唯有考古发掘才能证明它的存在。
上图_ 黄河流域地图
地缘政治变化，隋唐大运河难挽狂澜
隋文帝杨坚实现了南北统一后，在江南地区推行诸多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造成当地门阀士族和关陇贵族之间的矛盾。
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十一月，江南地区降而复叛，暴露出隋朝内部的裂痕和不稳定。
事实上，江南地区经济发达，“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关中地区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隋炀帝通过隋唐大运河沟通南北，调动东南地区的钱粮，供养西北地区军需消耗，双方各取所需，达成战略平衡，实现南北和谐共处。
上图_ 淮河流域图
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产生了新的地缘政治。南宋诗人辛弃疾曾坦言：“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
足见淮河流域对江南的重要性。明朝地理学家顾祖禹强调：“南直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也就是说军事上守江不如守淮。
他还提出：“淮甸者国之唇，江南者国之齿。”由此确立了淮河和江南唇齿相依的战略关系。
故此，将东西走向的隋唐大运河改建为南北走向的京杭大运河，无疑是一笔性价比极高的投资，不但可以利用高效的航运，进行战略机动、兵员调配、物资供给等军事行动。
还能为南方提供军事战略屏障，使北方政治军事重镇和南方经济重心有机结合，形成统一的整体。
上图_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
不论隋唐大运河还是京杭大运河，是封建王朝保持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动脉，产生了特有而丰富的自然景色和人文资源。
隋唐大运河被拉直，顺应了南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对时代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说隋唐大运河是弓臂，那么京杭大运河就是弓弦，两者合力，射出了中华民族伟大繁荣之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