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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毒杆菌如今常以美容除皱的应用被人们熟知,实际上,它对人们生命造成的威胁远比应用恐怖得多。
被冠以“肉”的名称,人们原以为只有在腌制肉类中才含有肉毒杆菌。
但这个医学界曾经公认的常识却是对其最大的误解,基于这个误解,一桩怪病曾沦为了神秘悬案。
一次次疾病与死亡的教训中,人们对其误会才逐渐消除。
最早记载的食源性肉毒中毒,发生在 18 世纪的德国。
拿破仑战争刚结束,许多官员频繁出现吃了香肠之后中毒的病情。
但是卫生条件恶劣,吃坏身子的现象时常发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直到 19 世纪 20 年代,一位年轻的德国医生对此好奇并决心深入研究。
他分析了 200 多起类似的病例,第一次对这种疾病发表了症状描述。
综合多例病例,患者普遍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因为肌肉无力而眼睑下垂、吞咽困难或呼吸衰竭,甚至导致死亡。
就连用出问题的香肠给动物喂食,动物也都出现了与人相似的重度症状。
人们当时不知道是什么物质到发挥毒性,于是就把这种疾病命名为“肉毒中毒”。
1895 年,另一位比利时医生从腌制火腿的残余物中分离出一种孢子,还原其细菌形态。
这才揭露了“肉毒中毒”背后隐蔽的凶手,肉毒杆菌。
几乎所有的病患都是因为吃了香肠等腌制肉类而病发,所以科学家得出结论,不恰当保存的腌制肉类中可能有肉毒杆菌存在的隐患。
而人们并没有在其他食物中发现类似情况,所以便认为肉毒杆菌只存在腌制肉类中。
这肉毒毒素的毒性还不小,吸入区区 1 微克就可能致命。所以肉毒毒素也被认为是目前已知最强的毒素之一。
中毒者也就出现早前综合病例研究出现的症状。这是肉毒毒素阻断了神经细胞中神经末梢乙酰胆碱的释放,从而导致神经瘫痪的结果。
而类似的病症,也曾经在我国新疆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大规模出现。
不过当时调查团队首先就把肉毒中毒的可能性排除了。
上世纪建国初期,我国已经对肉毒中毒有了认知,对其中可能出现肉毒杆菌的腌制肉类多加谨慎。
直到人们发现,新疆北部一个小镇的居民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病困扰。
他们没有摄食不合格的腌制肉类,却出现了与肉毒中毒相同的症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那是在新疆伊犁地区,一个以锡伯族为主体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发生的怪病迷案,这个不知名的小县城因“冠名”一种疾病而出了名。
每年春天,这里流行着一种察布查尔病。
患者首先是眼睛出现问题,看东西出现重影或者眼球运动不良。随后还可能出现精神不振、头晕、吞咽困难、失语等症状。
最终有高达 43.2% 的患者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
这病的离奇之处,在于它只针对察布查尔县,具体而言,它只针对县里锡伯族的妇女、儿童。
而察布查尔县人数更多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锡伯族的男性几乎都幸免于难。
无以名状的未知恐惧笼罩着这个偏远的小县城。
虽然当时正处建国初期,全国医疗水平都还比较落后,只能本着预防为先克服劣疾。
但也正因国情如此,国家也开始加大改革力度,尽量解决这些困扰群众的恶疾。
于是国家卫生部注意到了察布查尔县,这个地图上偏僻一角的病患灾情。
一队 8 位流行病学家组成的医疗调查小组远赴察布查尔县,调查病因。其中一位连志浩同志,就和察布查尔病一同载入了流行病学史册。
虽然锡伯族的病患症状与肉毒中毒非常相像,但连志浩等人首先就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因为在此之前,我国从来没有大规模爆发肉毒中毒的案例。
而且从当时的理论上说,锡伯族居民食用的都是由合作社提供的新鲜肉类,看起来并没有肉毒杆菌一展拳脚的土壤。
接着,根据春天病发的特征,他们又把宝压在了以蚊虫为传染媒介的脑炎上。
但这个假设也不成立,因为蚊虫不可能具有如此聪慧的针对性。
眼看所有可能性都被一一排除,调差组陷入了重重谜团之中。
而流行病也有其特殊的发展趋势,连志浩只好从发病特征出发再找寻答案。
他运用流行病学分布论的原理,用三间分布法成功“揪出”了怪病背后的元凶。
这是根据疾病在时间、地区、人群中不同的频率和分布特征,推断出疾病的分布规律。
针对察布查尔病进行三个参数的分析,连志浩等人认为,病因出在锡伯族人的生活习惯上。
原来真相就隐藏在一种锡伯族特色美食——一种叫做米送乎乎的面酱食品当中。
这是一种具有锡伯族风味的特色面酱,通常在每年春天,家庭主妇亲手制作好一年的使用分量。
但是在面酱发酵形成半成品的过程中,妇女们难以通过外形判断发酵程度,因此往往用品尝味道的原始方式来判断。
这个阶段的面酱也已经散发着淡淡的甜味,引的孩子们作为“甜食”偷尝。
而这两类群体,也就成了距离危险最近的无辜者。
人们完全放下警惕,认为这其中不可能会出现的肉毒杆菌,趁着人们的疏忽悄然出现了
它的芽孢在低氧的发酵状态下从休眠状态中苏醒,形成肉毒杆菌释放出肉毒毒素,就此作恶。
这时无论是尝味的家庭主妇,还是贪吃的孩子,都亲口吃下肉毒毒素而浑然不知。
而之所以男性往往能逃过一劫,是因为他们吃下的是经过蒸熟的成品米送乎乎。
肉毒毒素是一种不耐高温的蛋白质,一般在 100℃的温度下呆上 15 分钟就能灭活。
半成品与成品之间骤然竖起一道生与死的沟壑。
当真相浮出水面,当时国人才知道原来肉毒杆菌并不止存在腌制肉类当中。
误会释然的同时,也让人们为深陷危险而感到后怕,不免毛骨悚然。
连志浩把这场怪病的调查成果发表而出,引发了国内医学界的一阵热议。
人们对于肉毒杆菌的误解就此解开,却也发现在肉毒毒素面前,人们远比以往认知中危险得多。
毕竟之前以为只需要提防腌制肉类,而实际上是危机四伏。
如今即使肉毒杆菌不只存在于肉品中的误解已经化解,但一些人还是可能被其不曾变更的名字误解。
就像狂犬病不只在狗之间传播,而可能引起人畜共患病,甚至可能引发恒温动物患上严重的脑炎。
又或者脚气病与脚臭其实并无联系,脚气病是一种缺乏营养而引发的疾病,病症不会造成脚臭,而体现在运动障碍、心悸等特征。
这类常识的普及道路也还漫长。
其实在 20 世纪初,西方科学家就发现,肉毒杆菌的芽孢几乎无处不在。
土壤、河流、任何食物表面,甚至动物的肠道中都可能有它们的身影。
一旦环境恶劣得让它们难以生存,它们还能进入休眠状态。
休眠芽孢对环境的耐受性非常强,可以在此状态下存活几十年。
等到环境变为它们最喜爱的低氧状态时,它们便解除休眠期,重新焕发活力,并趁机产生毒素。
而早期的罐头食品尤其是肉类,由于食品安全工艺不成熟,所以常被肉毒杆菌趁机作恶。
于是人们当时陷入了只有腌制肉类才具有肉毒杆菌的科学误区。
这也导致在调查察布查尔病阶段,研究人员走了不少弯路。
突破固有的执念,后来我国也发现了许多肉毒中毒的民间案例,这几乎都与饮食密切相关。
青藏高原就是其中一块肉毒中毒多发地,其中 96.11% 的中毒病例都是由肉类引起的。
这是因为当地藏族居民以牛羊肉为主要食物,发病的也主要是藏族居民。
而黄土高原地区就不同了,肉毒中毒病例大多与肉类无关,66.7% 是自制臭豆腐引起的。主要的发病人群是喜好吃臭豆腐的汉族人群。
另外在华北平原地区,有 54.1% 都是由自制豆瓣酱出问题而引起。
由此可以发现肉毒杆菌分布之广,陷害起人类来也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而人们对此难道就束手无策?
能寄予厚望的,或许就只有规范的食品安全制度了。
人眼难以辨认的有害微生物风险,在科学的“显微镜视角”下将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