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芮/董指导
来源：远川研究所（ID：caijingyanjiu）
1957 年 10 月 4 日深夜，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上的一枚 R7 火箭在凶猛的烈焰中成功发射。第二天，美国举国上下都陷入了焦虑。
这枚由洲际导弹改装的火箭上，搭载着一个 167 斤重的人造卫星，名字叫做 Sputnik 1。这颗卫星外表看起来像一个抛光金属球，只比篮球大一点，带着四根天线，用以向地球发射无线电脉冲。在坠入大气层烧毁前的三个月里，这颗简单的金属球一共绕着地球转了 1440 圈。
发射成功后，被誉为“火箭狂人”的前苏联科学家科罗廖夫在现场捡起烧焦的石头，激动地敲打着发射底座，并把消息报告给了在莫斯科焦急等待的赫鲁晓夫。为了能尽快发射卫星，科罗廖夫取消了部分测试，卫星设计也被一再减配，以至于事后有美国军官称这不过是一堆废铁。
尽管 U2 侦察机早就察觉到了苏联的发射计划，但人造卫星的上天还是让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面对公众，美国政府试图引导并压低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发射 5 天后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强撑着说道：“苏联卫星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担心，一点也没有。”
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年的美国媒体和群众根本不吃这套“懂王”风格，美国各界很快掀起了各种焦虑的定体问，主题只有一个：你国药丸。
卫星发射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就称“Sputnik 是共产主义苏联在全球的一次重大宣传胜利。”而媒体为了引发公众关注，对苏联卫星的意义和威胁进行疯狂夸大。著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也跟风评论：从苏联卫星绕地球转圈的那天开始，美国就沦为二流国家。
描述美国被 Sputnik 惊醒的讽刺漫画，1957 年
甚至有媒体宣称：这是第二次偷袭珍珠港。因为既然 R7 火箭能搭载卫星，那么它自然也能挂上一颗 4 吨核弹头，成为飞向美国的洲际导弹。力推卫星发射的航天之父冯.布劳恩更是懵在原地，几年后他回忆说，就像看到苦恋了多年的姑娘，突然在一夜之间被另一个男人抢先上了床[2]。
1957 年 12 月 6 日，寄托着美国人厚望的“先锋号”火箭进行首次卫星试射，电视全程直播。然而，火箭发射仅两秒后，便在离地面 3 英尺的地方一头栽了回去，成为浓烟火海，一时间舆论大哗，华尔街也恐慌着先跌为敬。甚至前苏联官员讥笑美国是落后国家，询问是否需要援助[3]。
我国人民群众对美帝卫星发射失败也是“喜闻乐见”，甚至有人专门写了歌曲《可怜的美国山药蛋》来传诵，“就上就上就上不去，美国的山药蛋就掉下了地。”不过美国毕竟是工业和科技强国，在冯·布劳恩们的带队攻坚下，“探索者 1 号”人造卫星在一个月后顺利升入太空。
此后美国开始疯狂砸钱，1958 年 NASA（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挂牌，立马成为资金黑洞，60~70 年代预算甚至高于国防部，一度接近 GDP 的5%。当时一位支持 NASA 的参议员评论道[16]：苏联人教会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科学本身就是一件威力巨大的国家宣传武器。
美苏把世界从“地表冷战”带到了“燥热的太空竞赛”，目睹这一切的新中国咬牙暗下决心：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
01. 入局：一定要比山药蛋大
美国卫星成功发射 4 个月后，北京传出最高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搞人造卫星。卫星体积也要比美国山药蛋大得多，研发团队也是高规格。
督军的是聂荣臻，挂帅的是钱学森，执行的是中科院、国防部五院从全国抽调的骨干，解放军政治部调配了 8000 名复原技术兵、铁道部也支援了一批老工人，中央咬牙调拨了高达 2 亿元的研发专款，相当于 36000 名城镇职工的年收入，酒泉发射基地很快就在沙漠中拔地而起。
沙漠里蚊虫凶恶，气候恶劣，无数人把青春留在了发射中心七公里外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然而光有牺牲精神还远远不够，要实现卫星成功发射还需两大支撑：基础学科和工业体系。在当时的中国，前者一片空白，后者一片惨白。科研老师们只能晚上自学白天教，现学现卖。
这一年，亩产十万斤的“水稻卫星”和年产千万吨的“钢铁卫星”先后上天，真正的卫星却不见踪影。考虑到当时状况，卫星被认为“与国力不相称”，于是 1959 年思路调整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1960 年 2 月，中国首枚“土法土制”的探空火箭终于在上海试射。
试射地点是上海郊区老港镇。火箭仅有 4 米多高，靠大家用绳子绞着上了发射架。它的头体分离定时装置是用 7 块钱买来的闹钟改的，点火装置是由手电筒灯丝上的硝化棉改的，燃料加压是用自行车打气筒完成的，弹道也通过手摇计算机和算盘来计算，草稿纸足足有 3 个半人高[6]。
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1960 年
随着在百米之外指挥员的一声大吼，火箭喷射了一团浓雾后，窜出了 8 公里，差不多能从徐家汇飞到陆家嘴。
探空火箭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在火箭技术不成熟的条件下发射卫星，颇有明代万户用 47 个炮仗绑着椅子想飞天的悲壮与辛酸。幸运的是，在 1955 年回国的钱学森等人的攻坚下，火箭飞行的公里数不断增加：50、100、1000、5000 公里，一步步迈向洲际巡航大门。
土制火箭升空 5 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上空爆炸。但核武器光造出来不行，还得射的出去。因此，沉寂的卫星被唤醒了——洲际导弹和航天火箭原理一模一样，只是一个载着导弹，一个载着卫星。这一回，领导下达的四大使命：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
在钱老等人的努力下，“上的去”不是问题；有之前苏联援建的监测设备，“抓的住”也能做到；把《东方红》录制到了卫星内部发射器中，可以“听得见”；唯一的难题是“看得见”，尽管东方红卫星直径足足有一米多，但要实现肉眼观测，无疑是几公里内找一只苍蝇。
研究员开动脑筋，用氧化铝做卫星外壳，增强对太阳光的反射。氧化铝制作需要用有毒且刺鼻浓硝酸，没有防毒面具，大家就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轮流上岗，又在上面装了个反光板，升空后可以像降落伞一样撑开，直径足有 4 米，跟在卫星后面，看到它就像看到了卫星[7]。
发射前的东方红 1 号，1970 年
1970 年 4 月，长征一号从酒泉咆哮而出，将卫星送入了太空轨道。无数群众翘首观望，用收音机收听。几十分钟后，“东方红、太阳升”的电磁波全球发送，中国卫星的踪迹终于出现在了苏修和美帝的领空之上。这一天、这一月、这一年出生的许多孩子，都被父母取名为“卫星”。
冷战年代的卫星发射被赋予了太多政治象征，但如果剥离意识形态色彩，把航天当作一个战略产业，那时的中国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
02. 备胎：鲜血换不回和平
1986 年，是全球航天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中国商业卫星发射的起始之年。
1 月，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 73 秒后解体，7 名宇航员全部罹难；4 月，美国大力神 34D 火箭起飞 8.5 秒后出现故障，连同发射台一并炸毁；5 月，美国德尔塔 3194 火箭刚一升空便遭雷击，被迫自毁；同月第 18 次升空的法国阿里亚娜火箭也出现了第三次点火失利，发射宣告失败。
接连不断的事故，促使美国在 1988 年宣布航天飞机暂时退出商业市场，全面转型商业航天发射。然而，但在美国航天领域坐了十年冷板凳的发射火箭，成本高昂竞争力低。因此，美国开始寻找技术备胎，目光最终聚焦在了刚刚进入商业发射市场的一个新兵：中国长征火箭。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长征火箭的成功率高，而且非常便宜。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那个黑鹰直升机都往中国卖的中美蜜月期，在商业发射上扶持中国，无疑可以抗衡苏联、维护美国利益。在 1988 年，中国长征火箭与美国休斯公司签订了两枚卫星的发射合同。
中国对这次合作格外重视。火箭院特意研发了“长二捆”火箭来匹配美国卫星。在卫星运输期间，国防科工委、铁道部、交通部、公安部等单位接力保驾护航。火车让行、局长护送，甚至在通过成都时，还专门炸山开路；遇到河滩时，也派人把所有石头捡得一干二净，确保平稳。
为满足美国人要求的空气洁净度，发射站的战士们用白布蘸着酒精，将几千平米的地板整整擦了 6 遍。[8]这次顺利合作，为中国长征又迎来了新的订单。然而，在 1992 年 3 月的第二次合作中，长征执行发射美国休斯公司的 B1 卫星，在点火阶段，助推发动机、支撑块都出现了故障。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发射台旁的科学家、军人、指挥员都冲了进去，顶着正在泄露、随时会爆炸的火箭燃料烟雾，卸下了价值 1.4 亿美元的 B1 卫星。四年后，搭载美国 708 国际通信卫星的长三乙火箭，又一次栽倒在发射塔 1850 米外的场地，导致 6 死 57 伤。
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长三乙”仅休整 18 个月，就再次来到了发射台，最终将美国 708 卫星成功送入太空。中美两国在商业发射上的合作，使得中国迅速积累起了相关人才和经验，但醉心科研的中国工程师们还没意识到，大环境已经变了。
苏联解体后，美国牢牢地站稳了全球霸主的地位，冷战时期铸造的庞大军事机器拔剑四顾，突然发现自己找不到对手了。200 万装备精良的美军陷入了无事可做的状态，只能拿索马里和南斯拉夫这种国家来练练手。但到了 1996 年，新的“宿敌”似乎出现了。
那年 3 月 8 日，作为对李登辉访美的回应，两枚东风 15 导弹掠过台湾海峡，飞向基隆与高雄外海。克林顿政府立即调动“尼米兹号”和“独立号”两个超级航母战斗群，部署到了台湾附近海域。剑拔弩张的台海危机留下了无数野史传说，也让本就出现裂痕的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1999 年，美国众议院发布了臭名昭著的《考克斯报告》，报告臆想中国派遣了 3000 企业以及十万留学生在美国从事间谍工作。还明确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并通过商业发射，故意制造故障窃取美国卫星、导弹与火箭技术。情节之荒谬，“报告读起来像是推理小说”[9]。
《考克斯报告》虽然是推理小说，但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却是实实在在的。1999 至今的整整 22 年中，中国商业航天发射就再也没接到任何一笔美国订单。
03. 教训：金钱买不来技术
中美商业航天领域的“脱钩”，只是历史暗流中的一部分。80~90 年代美国在航天上的领先，带给中国的是一种“越追越追不上”的焦虑。
早在 1976 年底，印尼、巴西等八个赤道国家联合搞了大动作，宣布对其领土上空三万五千多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拥有主权。这个自不量力的声明令人发噱，很快美苏主导的国际电联出来打脸：所有太空轨道、频谱资源，一律先到先得。翻译一下就是：美苏先到，美苏先得。
当时，美国正忙着大事儿：开始着手组建全球导航系统（GPS），每年几十亿美金几十亿美金的砸。在那个放卫星都很奢侈的年代，GPS 看来性价比并不高，连苏联都没有跟风。中国在六十年代末也曾发起一个与 GPS 类似的“灯塔一号”导航项目，但没几年就搁置了。
但到了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人们第一次见识到导航卫星的威力。在 GPS 的引导下，战斧导弹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准击中目标，震撼全球。于是，中国“北斗”、欧洲 “伽利略”相继启动，只可惜刚迈步就撞到一堵高墙：导航黄金频段已经被美俄全部占用。
2000 年起，中国、欧盟先后和电联展开谈判。与此同时，美国也在为自己的 3G 通信标准争取选票。随着美国的 3G 标准如愿以偿通过，电联也宣布：卫星频率还有一小段，中欧两方要共用还是争抢，自己看着办，但最晚要在 2007 年之前发射卫星，不然频率自动失效。
这个规定，颇有坐山观虎斗的意味。
中国当时已经发射了三颗北斗，但遭遇技术瓶颈，欧盟则在为研发费用苦恼，双方一拍即合。2003 年 9 月，欧盟交通司和我国科技部在北京进行磋商，欧盟各方因利益诉求时常争论不休，中方不得不多次协调催促，甚至有欧盟代表笑称[10]：中国人比欧洲人更爱伽利略。
一个月后，中欧双方正式签订了伽利略合作计划，中国将出资 2 亿欧元获得“伽利略”20% 所有权和 100% 使用权，而且可以全程参与从卫星制造到用户服务的各个环节。想着可以靠学习欧洲，实现技术跨越，中方自然非常高兴，即刻投入了七千万欧元，合作单位也相继成立。
欧盟主席乐的合不拢嘴，夸赞中欧两方是“尚未结婚，但已订婚”[11]。然而这段婚姻并不安全。一方面，美国用“技术分享的胡萝卜、北约军事大棒和中国威胁论”来游说欧洲；另一方面，欧洲亲美派势力相继上台。最终，合作未满五年，中欧婚姻破裂。
当时，欧盟对华采用了“三不”策略：决议不让表态、资料不让浏览、技术细节不告知，甚至拉来了印度一起玩，为的就是降低中方的影响力。全面技术封锁再次笼罩在我国航天领域，感受到羞辱的中方，也再次明白那个亘古不变的道理：钱买不来技术、寄人篱下是没有出路的。
蹉跎之下，中国不得不再次走上自主研发的道路，而此时，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卫星发射截止日已所剩无几。北斗二代刚重启，就进入了紧张的发射倒计时。然而，用来授时、定位的“心脏”器件原子钟，还牢牢撰在西方人的手中，技术封锁的阴影下，只剩下了自己造这一条路。
制造原子钟，需要量子力学、电学、材料学等五十多个领域配合，而且由于每十亿分之一的时间误差，就会造成地面 0.3 米的位置偏移，因此，原子钟也是个超级精贵的精密制造品：一些零部件，手碰一下都会报废，需要万分谨慎；而哪怕一颗螺丝力度不对，也要打回重装。
终于在 2007 年，原子钟实现了突破，参与项目的科学家梅刚华曾回忆说，“当时和西方国家有两个量级的差距，但又不能急功近利，必须坐得住冷板凳”。那年 4 月 14 日，北斗二号卫星被送上太空，但频率被国际电联认可，还需要再进行变轨调整，此时，距离规定的截止时间只剩 92 小时。
在连续两天的调试后，十多家研发单位一同守在一个大操场上，大家将接收机摆成一排，从变轨等到入轨，从天明等到天黑。当晚八点，北斗二号的第一组信号终于从两万公里外的太空传回地面。操场上一片欢呼，总工程师躲在了一旁偷偷抹泪。此时距离频率失效，仅剩 4 小时。[12]
这不起眼的 4 小时，却足以影响世界。随后，北斗二号像下饺子一样，以每年至少两颗的速度升空组网。而指望着美国援助的欧洲，直到 2009 年还在扯皮，甩出的锅比飞上天的卫星都多。欧盟一度要求北斗停止发射，为伽利略让道，但中方忍气吞声的时光，已经属于从前。
2015 年 10 月，北斗二号第二十颗卫星入轨，而伽利略却只有十二颗卫星，仍处于部署阶段。欧盟随后发来致电，决定和中方共同使用频率。北斗人再次用老一辈的奉献精神、日夜研发，成功加入了欧美的太空竞赛。
然而，在北斗商业化的道路上，面前依然是 GPS 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巨人。北斗的路只能算走了不到一半。
04. 突围：GPS 商业帝国的佯败
美国 GPS 发展之初，并未考虑民用，商业化只是霸权争夺下的产物。
1983 年的一个夜晚，编号 007 的客机从纽约飞往韩国首尔，却在途中偏离航向进入了苏联领空，下方是苏联的核潜艇重镇。无法获得位置信息的机长，对危险全然不知。最终苏联两枚导弹击中了被误当做美国侦察机的 007 号，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 269 人全部遇难。
在调查清楚原因后，为避免灾难重演，当时的总统里根亲自牵头，促使军方无偿向民用开放。但疑神疑鬼的美国政府，又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通过干扰技术（SA）降低了民用 GPS 的定位精确度。因此，除了民航运输之外，其他民用领域几乎原地踏步，而这导致十年后的 1993 年，发生了轰动美国的“珍妮弗悲剧”。
珍妮弗（Jnnifer Koon）是当时纽约州州议员的女儿，在购物途中不幸被绑架、随后被枪杀。事后调查发现，珍妮弗曾用脚趾拨通了 911。然而，直到接线员痛苦地听着枪响，美国警方依然无法确定珍妮弗的位置。[13]珍妮弗悲剧，再次让美国人注意到 GPS 民用的重要性，但却并没有促动政府采取显著措施。
这一年，俄罗斯卫星定位系统也投入使用，两年后完成了 24 颗卫星的满覆盖，终于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惕。为了赢下主导权，美国开始举国发力。1996 年，克林顿总统签发了《国家 GPS 政策》（U.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Policy），其中强调：政府将积极采购 GPS 商业产品和服务，并由国防部、运输部等部门协作，成立委员会专门负责 GPS 的军民融合。
一批民企纷纷响应，例如如今全球最大的导航芯片公司 SirF，成立于 1996 年；1997 年麦哲伦公司推出了全球第一款手持卫星通信机。而 2000 年，美国更是宣布彻底取消干扰技术，大幅提升了 GPS 民用定位精度。至此，GPS 在商用大道上狂奔。GPS 芯片订单也大幅增加，促进了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繁荣。
2007 年，全球 GPS 芯片出货量相较前两年足足上涨 10 倍有余，SiRF、博通、高通等芯片公司不断壮大。然而，此时的北斗二代才刚刚将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太空，军事目标尚未实现，商业战场更是不敢想象。而到了 2012 年，北斗正式宣布商用时，却重重受挫。
最大的阻力来自芯片和终端公司：北斗二代使用的频率和 GPS 不同，而增加新的频率就要增加成本、增加功耗。而当时的芯片、手机公司仍以美国为主，它们对北斗的使用意愿并不高。芯片商高通对北斗信号只支持接收，却不参与解算，简单说就是给个面子，但还是不用，而苹果更是毫不理睬。
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GPS 商业网络早已遍布全球，占据全球 90% 的份额。而北斗虽然上了天，却依然无法下到商业之地。不得已，有形的手开始发挥作用。客货车被强制安装北斗终端，鼓励政策也密集出台，当年全国 92 项卫星补助中，北斗占到了 38 项。
然而，政策温室未必都结出好果子，就如誉为“北斗第一股”的国腾电子，内部争斗不断、掌门人也锒铛入狱；而曾据全国 80% 后装车载导航市场的凯立德，在补贴减少之后也遭遇业绩大幅下滑。倘若不思进取，补贴就如鸦片一般；幸运的是，奋斗者依然是大多数。
虽然北斗吃了轨道资源的亏、定位效果一般，但我们可以用数量换质量。于是在 2017 年，北斗三代启动，并以一箭双星的姿态拉开了组网大潮；与此同时，大量国产手机的崛起让北斗成为标配。从卫星到终端到需求，中国北斗冲击 GPS 的决心显而易见，路径也和美国如出一辙。
美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于是，在北斗三代升空半个月后，美国便携手中国发布声明，GPS 和北斗将互相兼容信号，每个支持 GPS 的终端都可以低成本获得北斗服务。翻译一下，就是美国知道技术封锁已经毫无效果，索性卖个人情。然而，美国真的是一次心悦诚服的合作吗？
北斗技术虽已突破，但 GPS 商业帝国依然固若金汤。直到今天，苹果依然没有明确表示对北斗的支持。而在一次沟通会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人员也沮丧地表示：国内消费者其实感受不到北斗，因为手机上用 GPS 三个字母，便代替了所有导航系统。
几代人的付出，为北斗商业化赢得了微小的胜利；但某种意义而言，这又像是 GPS 的佯败，在绝对霸权下无伤筋骨的退让。毕竟，商业有其自身规律，短期并不会以有形手的意志为转移。北斗三代距离组网完成仅“一星之遥”，但商用的战争，才刚刚打响。
05. 机遇：太空商业地产的抢夺
2008 年，SpaceX 的猎鹰一号火箭第三次载着价值数亿美元的卫星升空，也第三次炸成了碎片，马斯克已然惊弓之鸟。于是，在 9 月 SpaceX 进行第四次发射时，马斯克把卫星换成了虚拟货物。
也许是上天青睐偏执狂，这一次火箭成功入轨。饶是见惯了风浪的马斯克也激动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我的脑袋被炸开了。”发射成功，但危机并没有解除。要想活下去，马斯克必须拿到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份 16 亿美元的订单。
马斯克和 NASA 颇有缘分。时任 NASA 掌门人格里芬便是当年 SpaceX 的发起人。只不过，没等 SpaceX 成立，格里芬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对马斯克颇有微词，认为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天才。而 NASA 内部对马斯克也纠结不已，马斯克虽不靠谱，但他有两个竞争优势。
首先 ，SpaceX 报价诱人，竟然把波音的 2.25 亿美元报价压低到了 6000 万美元。NASA 看着工业长子们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特别希望有鲶鱼来搅局，而马斯克恰恰是一个在技术研发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最佳人选。其次，马斯克的火箭发动机用的正是 NASA 登月时的技术，所谓母不嫌子丑，合作起来也轻车熟路。
权衡再三，格里芬带领 NASA 和马斯克的 SpaceX，还是因为共同的“美国太空梦”走在了一起。拿到美国政府大额订单的 SpaceX，也迎来了美国政府首脑的认证。
2010 年 4 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访 SpaceX 发射基地。在 18 层楼高的火箭发射塔前，奥巴马将黑色西装随意的搭在肩上侃侃而谈，频频询问 SpaceX 载人航天的进展，在一旁的马斯克则双手交握，局促地像个问家长要零花钱的孩子。[14]
狂人马斯克的“温良恭谦”让奥巴马非常满意。第二天，奥巴马做了一个事关美国航天事业的重要演讲，他提到，未来的美国商业载人计划将完全交由民营企业运营，NASA 将大力配合支持。SpaceX 自然成为了最受宠的“小儿子”，拿到笔笔订单。只不过，奥巴马留下的作业，马斯克一直到了特朗普任内才交上来。
2020 年 5 月 30 日，龙飞船载着两位 NASA 宇航员成功遨游太空，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家实现载人航天的民营企业。发射完毕后，马斯克挽着袖子，亲切地接见了川普和他排成行的同僚们。
SpaceX 的成功，真的是因为马斯克变强了吗？其实，这还是离不开 NASA 的功劳。此次发射台，用的就是阿波罗登月时的同件同款；而上天的两位飞行员也不是小白鼠，而是都至少有过两次太空经验的 NASA 功勋成员，一位参与了 2011 年美国航天飞机的升空；另一位仅太空行走时间就累计超过了 37 小时。
一次民营发射，却使出了三大国宝。SpaceX 的军功章，美国政府怎么也得占一半。
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会的科技巨人摩托罗拉想着就冲击民营航天事业了，发起了 66 颗通讯卫星组成的铱星计划，但仅运营一年，就没钱贱卖了。成本是一方面因素，但和多次炸火箭的 SpaceX 相比，还是一句话：朝中无人难办事，得做点政府想做的。
跟 1957 年苏联的那场举世瞩目的发射一样，SpaceX 的这场发射，也引发了一场大洋彼岸的焦虑。
06. 尾声：我们需要的 SpaceX 在哪儿？
1991 年，刚毕业的雷军进入航天系统工作，半年多后，他就辞职从南五环外的东高地，到了北四环的中关村；而 2018 年，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则指出，西安某航天研究所一名设计师，在体制内待遇平平，跳槽到私企后立刻年薪百万。
这并不是个例。2019 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 3712 人，投身国防科技的为 1152 人，而有 31% 人则去了 ICT 领域。网上招聘信息显示，航天院所的工程师平均年薪不足 10 万元，知乎上更有人称，税后不足 5 万。而 SpaceX 的平均年薪则为 9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63 万元，是美国年均收入的两倍，也并不显著输于互联网，是亚马逊的 88%、苹果的 73.2%。[15]
个人的职业志向本就无可厚非，我国也有太多领域需要突破。然而，薪酬的比较、去向的数据，却可以回答大家刷屏庆祝 SpaceX 发射成功时的疑问：我们的航天院所们在哪里、中国什么时候会有 SpaceX？
中国太空探索起步并不算太晚，但却一路坎坷，充满了封锁与反封锁。在军事领域，当我们面临生存压力时，一批批工程师、科学家，会忘我地扑上去，用生命换来尊严和平。然而，当我们回到商业领域、和钱打交道时，岂能单纯地奢求研发人员啃干粮、喝冷水呢？
要解答我们的 SpaceX 在哪里，也许可以从 SpaceX 的发展史里来寻找。首先，从军事卫星到军民两用的 GPS，再到商业私企 SpaceX，这背后都离不开美利坚的支持。政府部门给订单、军事研究给技术、教育体系给人才。这是美国举国体制的成功，也是我们在科技攻坚中坚持举国体制的借鉴。
其次，SpaceX 也是军民融合的典范。就像这次载人升空，就是 NASA 的鼎力支持。而无论是当年的东方红一号，还是随后的北斗，我国军事突破封锁的同时，也带起了材料学、动力学、空间物理甚至计算机、通信产业的大发展。
而当年为什么 NASA 要选 SpaceX？因为他们看到 SpaceX 是一条凶狠的鲶鱼。它可以抢到食物，让那些有才华、愿拼搏的人拿到应有的奖赏；也可以猛烈冲撞，把那些躺在经费上糊弄领导混日子的人挤出池塘。
对中国来说，也需要一条、十条、甚至百条“鲶鱼”，因为这场太空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封锁和敌对的烟雾弥漫从太平洋对岸浓浓飘来。没有东方红升空和原子弹爆炸，中国也没有“站起来”的资格；而如今，要赢得真正自主和和平，航天依然是一场我们输不起的战争。
在围堵的大背景下，从芯片到航天，从 5G 通信到新能源汽车，中国的那场战争又是能输得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