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消息，联想控股今天发布声明称，经向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确认，2009年转让联想控股股权，严格按照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相关要求进行了审计、资产评估和备案。并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以下为声明全文：
经向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确认了以下事实。
2004年8月，按照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要求，为加快高技术产业规模化发展，中科院做出加快院所投资企业股权社会化改革的决定。
2009年，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相关规定，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转让了联想控股29%股权。本次转让，严格按照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相关要求进行了审计、资产评估和备案。
经专业机构认定，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77.2亿元，评估值为92.6亿元。本次交易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溢价至95亿元，对应的29%股权交易价格为27.55亿元。
本次股权转让，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历次中央巡视和国家审计署审计均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
就此问题的具体情况，可以联系国科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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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连发视频炮轰联想贱卖国资，胡锡进这样看
来源：环球时报评论
司马南连用七个视频质疑联想贱卖国有资产、柳传志杨元庆等高管上亿高薪上演的是“穷庙富方丈”等等，引起互联网上的轩然大波。老胡本不想就此说话，但他已成舆论焦点之一，很多网友在留言中催老胡谈谈看法。
我认为，司马南的质疑是朴素的，有公众意见的基础，它们是中国舆论场这几年积累的对联想综合不满的折射。联想曾是改革先锋，柳传志和杨元庆的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参与了对中国企业家的定义，社会给予了联想和柳杨极高的尊敬和期待，联想也等于是对国人做了当IT龙头企业、推动中国高新技术前进的承诺。
但是联想实际上在贸工技路线上越走越远，没有在原始积累后向科技创新真正发力，渐渐退出了国家科技进步和对外竞争的锋线，对中国核心竞争力的贡献越来越小，很多人觉得这辜负了他们对联想作为老牌明星企业的期望。尤其是，它被华为等饱受美国打压的高科技公司比下去了，在模式创新方面也不如小米那样的新兴公司，柳杨等人依然在国有参股企业里享受上亿高薪，整个公司和他们个人的舆论形象逐渐变得脆弱，事实上，对他们有规模的质疑早就开始了。
不过是否应当将柳杨和联想放在国有资产流失这个严厉的主视角下考量，我认为是需要谨慎的。当年联想从中科院的全资子公司走上股份制道路，客观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从结果看，它导致了国资占比的缩小，但成就了一个很长时间里的领军企业。也许可以说，没有当年的股份制改造，就没有后来的联想，因为联想是中科院出来的最大企业，而且横向看，全国的产品型IT巨头没有一家是纯国企。
柳杨当年威望很高，是中国企业家中的符号性人物。联想做到了PC机全球第一，另外在超算领域也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是世界500强之一，它至今不能算差的，但公众对它的失望却是有道理的。我在国外遇到过一名联想在某国的负责人，他对我说，他更敬佩华为，他说华为给自己、也给中国造就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中国经营人才，无论在哪个国家，华为团队的负责人和骨干力量主要是中国人，但联想没有给国家培养出这样的队伍。他举例说，他本人在当地属于“光杆司令”，他的上司是在他国的外国人，他的下属是当地外国人。联想的人都有这样的失落感，更何况外人。
联想平庸了，但它的“国际化”模式是否也是中国企业各种经营类型中应予尊重、保护的一种，同样是值得探讨的。我们不再崇拜联想，与声讨和清算联想，似乎是不同的事情。中国融入全球化，大概会有一些公司的利益在国家间更加“多元”，比如日本索尼公司就是这样。但问题是，这样做的是我们曾经寄予厚望的联想，而且是在中国如此困难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不再是我们希望的斗士。
▲针对这些质疑，联想方面目前尚未作出公开回应。此前，对于研发投入、高负债等问题，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在2021/22财年第二财季沟通会上回应称：“有人说我们研发投入不满足上市要求，这是完全不对的。”
柳杨的光环显然失色了，我不知道历史会如何看他们当年的风光，会从他们发挥了那段时间的引领作用来加以肯定，还是会聚焦他们之后的“让别人去闯”、自己在老路上“闷声发大财”，视为一种“堕落”。我觉得视距越远，越能看得更清楚。
写此文之前，我询问了多名专家学者的意见，他们对司马南的做法做出不同的道德评价，有褒有贬，但都指出他的评述在专业上有瑕疵。司马南是我的朋友，自称“胡同大爷”，我想他不会介意我将别人对他的这些评价直率地转述于此。
我认为，倒过来追究联想是否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因为有不少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都有所谓的类似“原罪”。中国经济曾经是完全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如今民营企业占据了大半江山，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尽管大量民营企业都不是从国企改造出来的，但它们中的不少也曾有过挂靠乡镇的“红帽子”，那当中的情形极其复杂。而且当时的改制方向受到了各地政府的认可和推动。我很担心，如果反过来追究，甚至形成一个运动，将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
至于柳杨等人的上亿高薪问题，我认为司马南的质疑反映了很多公众的共同不满。在促进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柳杨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这样的批评，并加以思考。
来源：胡锡进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