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符号与传媒》第19期
2023年第2期 第 229-233 页
书名：《〈周易〉的符号学研究》
作者：苏智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
ISBN：9787569025576
DOI:10.13760/b.cnki.sam.202302023
符号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它仍显得十分年轻。但是这并不影响两者之间进行深入的交流，因为早在符号学确立以前，中国文化的符号思想就已形成，而其标志便是《周易》的诞生。《周易》是上古先民运用符号理解万事万物的经典著作，它本是卜筮之书，但随着易学的深入（尤其是《十翼》的产生），其占卜功能不断减弱，而哲学意义渐渐凸显。它在“阴阳”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名为“八卦”的基本图象，而每卦两两组合，便形成了所谓的六十四卦：爻画通过不断叠加，形成了象征天地万物的符号系统，人们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理解世界的运行，参与事件的发生。而由于这样的结构携带了一切结构所具有的特征——整体性、转换性、自我调节性，人们对《周易》的理解与运用自然可以不断地扩张、延伸。（祝东，2023）
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周易》作为“五经”之首，首先受到了经师儒生的高度关注。汉晋之间玄学崛起，《周易》作为“三玄”之一，再次得到了王弼等人的深入研究。而从唐宋到明清，从张载、程颐、朱熹到王夫之、李光地、章学诚，《周易》的研究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而到了现代社会，人们更是进一步把《周易》与其他学科结合在了一起，从科学领域的数学、医学、天文学、计算机理论，到人文领域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乃至管理学、营销学，《周易》凭借其源头的地位与灵活的属性，几乎跟每一种学科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些研究基于《周易》的固有特征，串连起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文化资源，并把它们纳入到了一个生生不息且有机统一的解释系统当中，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的符号思想，一起为今日周易学、符号学的结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结构主义溢出语言学边界，一系列运用符号学研究不同领域的学术成果在中国相继问世（赵毅衡，2023）。《周易》的符号学研究亦是其中之一。就专著而言，王明菊的《叩寂寞而求音——〈周易〉符号美学》，詹石窗的《易学与道教符号揭谜》，徐瑞的《〈周易〉符号学概论》，李定的《符号学视野下的易学》，都是不可忽视的研究佳作。而就论文来说，从陈良运于1988年撰写第一篇关于《周易》符号学的文章——《论〈周易〉的符号象征》开始，在陈道德、俞宣孟、孟华、李先焜等前辈学者的带领下，至今已有300多篇文章专门探讨这一问题（苏智，2023，p. 2），而其研究内容则包含了五个方面，即：第一、《周易》的符号思想研究，以徐瑞、柳倩月、金志友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第二、《周易》的语言符号学研究，以周山、陈玮的研究为代表；第三、《周易》的符号美学研究，以谢金良、苏保华、王椰林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第四、《周易》身体符号学研究，以张再林的研究为代表；第五、《周易》伦理符号思想研究，以杜海涛、祝东、王小英等人的研究为代表。
诚如苏智所说，学界对于《周易》的符号学研究越来越深入，其在理论互通性、思路延展性与论证深入性等方面都呈现出了稳步提升的态势。然而其问题同样十分明显。首先是论文、专著虽有增加，但总量却不甚多。其次是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的角度不甚集中，《周易》符号思想还不能建构出全面的、系统的理论。再次是已有成果分析深入程度不同，许多结论都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2023，p. 5）这些问题都说明《周易》的符号学研究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学术课题。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而作为一部志在系统分析《周易》内部符号学问题的学术著作，苏智《〈周易〉的符号学研究》便显示出了深远的意义与巨大的价值。
该书在符号学的基础上，既合理地参照了中国传统易学文化，也有效地运用了西方其他哲学领域的相关理论，通过解读《周易》的经传符号系统，分析了《周易》卦爻系统所呈现的符号思维逻辑，归纳了《周易》的修辞特征与叙述范式，进而揭示了其符号行为中所蕴含的文化特征与思想内涵，由此形成了《周易》符号学研究的全部内容。
全书共分为五章。在第一章，作者运用皮尔斯的符号三分理论，主要探讨了《周易》符号系统的意义生成机制，解读了《周易》符号的意义生成过程。《周易》的表意系统可以分为卦画（对意义的直观呈现）、卦辞（对卦画的直接描述）、《易传》（对卦义的深度阐发）三个部分，而参照皮尔斯对符号成分与符号属性的三分——“再现体、对象、解释项”与“第一性、第二性、第三性”，可知卦画同再现体与第一性相对应，卦辞同对象与第二性相对应，而《易传》对应的则是解释项与第三性。三者共同影响认知，并在文本内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意义产生过程：一方面，《周易》自下而上地从事物中抽象出了意义形成的基本范畴——“阴”、“阳”，使它们作为理解事物的起始元语言；另一方面，又在阐发意义的过程中自上而下地结合确定语境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符号系统，赋予了《周易》“无限衍义”的可能。
在第二章，作者进一步结合皮尔斯与莫里斯等人的符号学理论，从符形、符义、符用三个角度，分析了《周易》符号的性质。首先从符形的角度讲，卦画是图像，卦辞与《易传》则是文字，所以它们分别呈现出了质符、单符、型符的特征；其次从符义（即符号与对象的关系）角度讲，卦画、卦辞与《易传》分别具有像似符号、指示符号与规约符号的特点；再次从符用的角度讲，卦画与呈位相对，卦辞与述位相对，但由于《周易》在衍义过程中，《易传》不能给予绝对的阐释，呈现出《周易》符号的元语言特征，因此不能与论位相对。而在严格区分《周易》符号的基础上，该章又揭示了比喻、象征、反讽等修辞方法在《周易》表意过程中所产生的理据性变化，再次证明了《周易》中“无限衍义”的可能性。
在第三章，作者主要考察了《周易》符号的结构系统，在运用索绪尔、巴尔特等人双轴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多层次元语言之间的关系。《周易》组合轴的一大特点，即是不同的层次会有不同的组合，而不同的组合仍然可以同时成立。比如在面对某一具体卦象时，人们既可以自下而上地从第一爻到第六爻揭示事物的演进规律，也可以自上而下地用卦象组合组合来进行理解。两种方式可以同时进行，而“解释漩涡”便由此形成，如《需》卦既可以用基于位序的“数理元语言”解读，也可以用基于总体的“人事元语言”理解，它们虽相互冲突，但同时成立。而基于这一点，作者又深入地分析了《周易》的聚合轴特征，从卦画、卦辞、《易传》三个角度，指出其聚合过程不但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且已经深入到了历史文化的诸多领域，由此与组合轴共同形成了“彰往察来, 显微阐幽”的特点。
在第四章，作者基于叙述学理论，研究了《周易》符号系统中的思维逻辑与认知特点。《周易》的叙述可以分为“文本内”与“文本外”两类。文本内的叙述范式是由卦爻名称、比喻成分、占断成分、意动成分四种成分组成的；文本外的叙述范式则往往由占题、取卦、占论、断辞、事实五种成分组成。而通过分析《周易》文本的叙述范式，作者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以言成事”的意动性特征，并讨论了《周易》叙述所呈现的语言逻辑思维与符号语用特征。作者认为《周易》的认知方式可以分为三类，即形象的、联想的、类比的，它们皆是《周易》符号系统建立的关键性思维，又基于《周易》的弱编码特征，结合符号文本与实际卜筮的具体情况，分析了其中“唯变所适”“同喻多边”的意义机制。
在第五章，研究的对象从前面的具体问题上升到了《周易》的文化意义。本章基于符号模塑与意识形态等相关理论，探讨了《周易》模塑系统的构成与特点，对符号文化的深层建构与意识观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再次审视了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变革。本章的研究是在以下三个语境中进行的：就文化语境而言，它揭示了《周易》符号模塑系统与其结构特征，分析了儒道文化中《周易》符号的转码情况；就时空语境而言，它探索了《周易》在线性时间推移与卦位空间变化中的阐释差异，指出了符号自我与具体环境的密切关联；就伦理语境而言，它说明了儒家价值观对于《周易》的全面渗入，研究了儒家道德如何影响吉凶阐释的问题。而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分析了阐释社群文化与传统意识形态对于符号系统的影响，并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揭示了《周易》符号系统的文化意义。
在西方文论盛行的今天，如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了每一个研究者都不能回避的巨大问题。中国的学术传统自成一体，与西方学术传统相比，它一方面具有西方不可比拟的连续性，一方面也具有西方不能容纳的异质性（李幼蒸，2007，p. 778）。所以不管对中国，还是对西方，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都是一种巨大的否定与冲击。然而，不同文明只有在相互否定、相互冲突的过程中，才能从新审视自己的问题，并于已有的惯例及固定的程序中发现自身的罅隙，从而再次获得更新的契机。中国符号思想研究，必须从全新的角度深入到传统文化的内在哲学精神，因为只有这样，不同的哲学精神才能在关联与对照的过程中得到全新的阐释，并且引导人们以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方式理解人类文化的价值观念（苏智，2023，p. 8）。
从符号的角度去研究《周易》，或许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但只有经过“怀疑”的过程，才能达到“不疑”的结果。正像《困》卦所揭示的那样：唯其先困，方可后通。虽然本书的作者还是一位年轻的学者，虽然本书的研究还有一定上升的空间，但在阅读《〈周易〉的符号学研究》时，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作者那份开辟的勇气与严谨的学风。而正是在实事求是、大胆创新的基础上，作者用实际的成果破除了人们的怀疑，使古老的周易学与年轻的符号学得以相遇，共同上演了一场华丽的理论探险，一次出色的思想突围。
引用文献从略，请参见本刊正文
作者简介：
于化龙，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研究方向为《文心雕龙》符号学。
编辑 | 李俊欣
视觉 | 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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